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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吴宓 五十年代中期, 我刚进大学, 听说学院里名气最大的教授是吴宓；也听说他曾是学衡杂志的主编, 与鲁迅先生大打过笔墨官司。那时, 我已读过一些鲁迅先生的文章, 对先生笔锋之尖锐和犀利, 有些了解。 暗想，一个敢和鲁迅先生对阵叫板的人, 一定学问渊博、胆识过人，令我十分崇拜。那时太小、太幼稚，仅凭这一点, 我就觉得吴宓教授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当时，吴宓教授在历史系教西洋史，我们无法接近，颇感无奈；二年级，知道他要调来教我们外国文学, 同学们都非常高兴。我这个不太爱听讲的学生，决定要认真听课, 绝不辜负向名人学习的机会。 吴宓教授穿着俭朴, 态度随和, 要不是事先知道是他, 你一定不相信这个穿旧长衫的瘦老人竟是大名鼎鼎的吴宓。他杵一根文明棍走进教室，把棍子横放在讲台上，即开始讲课。他从不写教案, 也不发讲义，拿一张背面写了些字的旧信封；讲起来却常是兴之所至，滔滔不绝。他曾在英国牛津大学讲过“红楼梦研究”, 在好多个国家教过中国文学，是著名的中国国学大师。教授学识之渊博和超出常人的记忆力让人吃惊，下课后我们问他外国文学的什么问题, 他随口就说：你在哪本书的哪一页就可以找到答案。只有上他的课, 我才会聚精会神地写笔记, 一点也不敢马虎。半学期下来, 笔记记了一大本。一天教授要收看我们的笔记本, 当发还给我时，到处都有他修改过的红笔字迹，就连英语的拼写错误, 他也一一更正；我们这年级可是一百五十多学生啊。这本笔记我一直珍藏着，可惜文化大革命中不幸丢失。 作为著名的国学和西洋文学大师的吴宓本是一级教授, 但当时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工资才和二级教授相同, 为此, 吴宓教授坚决要求降为二级教授。 出于对他的崇敬, 我曾去他家拜访。如此有名的教授的家却十分简陋；特吸引我的, 是桌上整齐摆放着的一大堆冷馒头。原来, 有学生知道吴宓教授很慷慨, 去向他借钱, 借了就不还。教授记不住, 也不讨还；月底, 只能靠啃冷馒头度日。此事被学校领导知道, 把他的生活费管理起来, 剩下的才交由他自己处理，以保证他的基本生活。 吴宓教授曾对我们说，他在文学上主张古典主义，在感情上主张浪漫主义, 在道德上主张人文主义。他那时正在翻译《名利场》，大概五七年后，他的处境一直不太好，始终没有实现翻译完这一名著的愿望。 后来, 他又调去教古汉语。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在讲语气词时曾举了一个例句：“ 三两尚不足，何况二两乎?” 成了被批判的材料 。 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双料”大师的他，当然逃不掉被斗争的命运，何况他对简化汉字有异议，再加上他那教古汉语时的例句，他成为学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关入“牛棚”。一个白发苍苍七十六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他头晕眼花直打哆嗦， 茫然而无奈地站在桌上，面对一群凶神恶煞的“革命者”无话可说；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处罚，备受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受尽屈辱。“批林批孔”时，有人想利用他的名声，勒令他写文章“批判”。尽管吴宓遭到更残酷的待遇，始终坚持只批林、不批孔，决不屈从；彰显了“威武不能屈”的风范，再现了当年与鲁迅舌战的风采。 一九七七年，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他已是八十岁多的老人，耳朵已经聋了，且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抓着树干颤颤巍巍地站在学院商店门口，十分衰弱，满脸的落寞和无助。我走过去，他已不再认得万千学生中的我。不久，听说老家农村的侄儿来接走无人照料的他。一九八一年初, 传来他的死讯。曾在文坛叱咤风云的一代大师，一位隐身于建国之后的学术泰斗，他过去学生的名气甚至超过了他，如红学大师俞平伯，还有傅斯年、钱钟书、季羡林、王力等皆出自他的门下，而他却如此凄凉地告别人世。 现在大家又提起他并高度评价了他。我这个碌碌无为的学生，却只能以短短几句，怀念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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