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鲁迅先生活到解放后

崔长平

如果鲁迅先生活到解放后

如果鲁迅先生活到解放后

■崔长平

    能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溘然长逝，对于鲁迅先生而言，真可谓莫大的造化。一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一生愤世嫉俗、桀骜不驯的“超级狂人”，选择在“吉日良辰”撒手人寰，的确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毕竟，恰到好处地转身离去，能使灵魂不被玷污、人格不被羞辱、身体不被摧残、晚节不被损毁。不然的话，除了死得比谁都难看之外，鲁迅先生必定还会落个死有余辜、遗臭万年的下场，甚至再被人踏上一只脚，叫他万劫不复、永世不得翻身。果真如此，那或许就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最大的闹剧和悲剧了。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神州板荡、危机四伏的时代。新旧交替之际的祖国，不仅国运衰微、社会黑暗、民生凋敝，而且各种思潮跌宕起伏、激烈冲撞。他历经了满清末世、辛亥革命、北洋政府、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国民政府等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历史变革。民族的深重灾难、国人的麻木不仁、军阀的荼毒蹂躏、官僚的腐败无能造就了鲁迅先生深邃的思想、敏锐的目光、犀利的笔锋、顽强的意志和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因此，自1918年的《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先生以笔作枪、爱憎分明，义无反顾地站在民主革命的最前沿，朝着一切人间罪恶和国民劣根性猛烈开火，成为一位最清醒的中国人和真正的猛士。鲁迅的呐喊振聋发聩，鲁迅的刀笔入木三分，鲁迅的眼光令人胆寒，无怪乎中国历届统治者们都不喜欢他，满清政府视他为乱臣贼子，北洋政府下令通缉他，而国民政府又因“政治左倾”而对他加以迫害。

    不过，鲁迅先生一生还有两件“幸事”：其一，他有幸生活在那个时代。尽管他鼓吹革命、蛊惑人心，肆无忌惮地痛骂党棍、政客和军阀，公开煽动推翻独裁政府，但他照样有教授可当、有薪水可拿、有稿费可得、有媒体可供自由发表“反动”言论，甚至还有“品外官员”可做、清静古雅的四合院可住。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的政治还算民主、政府还算宽容、统治者还算怀柔、官僚们还算开明。凭心而论，能容下鲁迅先生的世道，还算不上暗无天日、罪孽深重，说到底还有那么一点点公理、良知和王法。其二，他有幸得到毛泽东盖棺论定式的高度褒赞。在破坏一个旧世界时，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密友，鲁迅先生道义上的声援和支持，对当时尚处在“被剿匪”之下的非法组织而言，的确弥足珍贵。毛泽东是这样评价鲁迅先生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毛泽东还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每每读到这里，我在疑窦丛生、哑然失笑的同时，还不由得替鲁迅先生悄悄捏一把汗。能在解放之前驾鹤西归，免得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前功尽弃、身败名裂，先生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就以鲁迅先生那追求真理的胸怀、高风亮节的情操、宁折不弯的秉性、直抒胸臆的风格和一针见血、淋漓尽致、辛辣无比的刚性文风，我想等不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先生早就被鞭笞得血污飞溅、遍体鳞伤了。即便锐志不减、一息尚存，他也很难迈过“反右斗争”这道门槛。说不定“胡风反党集团”的领军人物正是鲁迅先生，更确切地说，新中国第一个“右派”组织应该是“鲁迅反党集团”。如果处在激流澎湃的政治漩涡里，恐怕鲁迅先生头上戴的不是“中国第一等圣人”的桂冠，而是“中国第一号大右派”的高帽了。根据中央解密档案，当时全国“被任命”的大小右派达461万之多，还有无数的编外与候补“队员”难以详加统计。阵容之大、比例之高、人数之多、涉及之广，不耐寂寞又热衷于“我为人民鼓与呼”的鲁迅先生能置身度外吗？我想，他肯定也是一开始“冲锋陷阵”，表现得“最勇敢”、“最坚决”、“最热忱”、“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而临到终了也不过是坚持真理、冥顽不化、罪不容诛、在劫难逃了。即便是对毛泽东的点名批判置若罔闻、大搞“右倾翻案风”的“总头目”后来也不会轻饶他，至今还没有“被摘帽”的“五大右派”就是铁一般的例证！他们分别是：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和“专家政治”的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提出建立“政治设计院”的农工民主党主席兼任民盟副主席的章伯钧、激烈抨击“党天下”的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储安平、因建言献策而被打为“大右派”且拒不低头认罪的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彭文应、提出“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的民盟中央委员陈仁炳。在1980年开始的“甄别复查”中，他们是被明令“不得予以平反”的五位中央级“钦犯”、国字号大右派。与鲁迅先生一样，他们都是声名烜赫、刚直不阿的爱国民主党派人士、民族精英、学界泰斗、文坛耆宿。倘若鲁迅先生当时健在，这个“黑名单”上应该还有他的鼎鼎大名，而且位列“皇榜魁星”，除非他“识时务者为俊杰”，自动解除武装，向人民屈膝投降、摇尾乞怜，把“硬骨头”变成软骨头、酥骨头，把“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一类冠冕堂皇的名号恭敬地奉还毛主席他老人家，因为人家一贯自我标榜“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你鲁迅先生不就是渺小的、可耻的、错误的嘛。不过，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忏悔表白、磕头如捣蒜地跪地求饶好像不是鲁迅先生的性格和作风！

    退一步来讲，即便看在曾对民主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顾及到以往的赞美不能出尔反尔、考虑到深厚的阶级情谊尚在，人家大发慈悲之心不与你斤斤计较，估计鲁迅先生参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权保障同盟这几个“乌合之众”的民间组织须得重新审查、清算历史旧账，甚至是被判非法、关门大吉、宣告破产。除此之外，说不定鲁迅先生还要降级使用、扣发工资、留国察看、被逐出庭院深深的四合院、从此不得踏入大学校园。即便这次侥幸成为漏网之鱼，1958年的“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人民公社化运动”和1959年开始的天灾人祸、“三年大饥馑”、“信阳事件”等等也会使鲁迅先生如坐针毡、如鲠在喉，他依然会在“沉默中爆发”，因为“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的怒吼就全民族的怒吼，要比“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炸平庐山之势”来得更猛烈，即使不是这个“军事俱乐部”的马前卒、急先锋，至少也是幕后操纵者或者“黑高参”之类的角色吧。你鲁迅先生攻击北洋政府可以，讥讽国民政府可以，但对人民政府无情地揭短、谴责、骂大街、指手画脚是绝对不行的，别以为你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能超过彭老总，别以为你在“五四运动”时期积极支持过学潮和动乱，也别以为新中国的文字狱不及旧社会的严苛，人家对付你这一类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还是蛮有一套的，根本不会像以往那样对你毕恭毕敬、客客气气、“费厄泼赖”，到底谁把谁痛打为“落水狗”，大家心里都明白。打倒一个被尊奉了两千多年的孔圣人尚且不费吹灰之力，何况你一个书生意气、骨瘦如柴、现代中国的鲁圣人呢。果真如此，人家送给你的“革命家”头衔的前面就得加上一个大写的“反”字！

    我们不妨从反面进行推定，如果鲁迅先生能像孔乙己那样，莫论国事、暗自清高，在保持伟大文学家天理良知的同时，彻底丢掉精神领袖的臭架子，成为穿长衫站着喝酒的人，尽管有时形象猥琐、囊中羞涩，遭到众人的冷嘲热讽，但只管腆颜赊酒、红尘买醉，然后“躲进小楼成一统”，埋头研究中国小说史或者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对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滚滚洪流退避三舍、视而不见、缄口不语，我想也不至于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活靶子，作为一个无党派人士、自由作家，至少还不会成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最多也是个具有“小资情调”的、颓废沦落的旧派文人或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而已。抑或像×××先生那样，成为彻头彻尾的御用文人，为了鱼和熊掌兼得，既能当名噪一时的政治家、理论家、社会学家，还可以做青史留名的学者、专家、诗人、戏剧家，就竭尽全力唱响红色时代的主旋律，一篇篇文章写尽溢美之词，一首首诗歌抒发革命豪情，讴歌赞美之术空前绝后，阿谀逢迎之言堪为经典，摇旗呐喊之态令人惊诧。如果鲁迅先生刹那顿悟，一改原先的穷追猛打、针锋相对的做派，把针砭现实的杂文改为悦耳动听的赞美诗，把“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诗歌改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摇篮曲，不仅官位大大地、金票大大地、美女大大地，而且还能成为千古流芳的“左派先锋吹鼓手”！不过在那个年代，“文化革命的老将”、“文化革命的小将”、“文化革命的闯将”层出不穷、多如牛毛，估计鲁迅先生“文化革命的主将”这顶“乌纱帽”是难以保全了。不要也罢，只要有一壶绍兴老酒、一碟茴香豆、一把古色古香的芭蕉扇、一折家乡社戏，先生的小日子还是要比穿短衫的遗老遗少们更滋润。套用一句时下颇为流行的话：“性格决定命运”，我知道这不是鲁迅先生的性格，当然这也不会是他的命运。但愿我的反面推定，没有侮辱先生的名节！

    如果鲁迅先生活到解放后，说不定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的那句话，会让先生于良久徘徊之中斟酌再三：

    To  be  or  not  to  be,this  is  a  question.

                                                                        （2011年5月13－14日）

香儿

欣赏佳作，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