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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的《土匪》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2/wps2.png 事实上，只要你走过的路足够的长，总会有一种遇见，遇见是四十九年前的事，离开却是知青想回城的决定。回归到人本身去感受岁月，那是一个流行逃离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与其告别。 拉长时间段看，无论充满了多么重要的回忆，它都不是回忆的本身。珍贵的是埋藏在心里的那一抹流年。 在大趋势下，隐藏在60.70年代的历史脉络和那些影响知青生活细节中的片断，轻松地进入脑海中，想忘记都难！ 知青们聚会，常常会谈论起下放农场时的一些经历。自然，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一切都会咀嚼在舌根上。因此，每一段记忆，都有一个密码。只要时间，地点，人物组合正确，无论尘封多久，那人那景都将在遗忘中重新拾起。于是，一个熟悉而又使人难以忘却冠有‘土匪’名声的人就会迅速窜入大家的脑海中，并且绘声绘色的说起他身上某些神秘而‘不朽的传奇’。 属于我们的七十年代，那是曾经的青葱的岁月。无所顾忌，似乎一切都在懵懂混原始的冲动与狂放，既有人性里最为闪光的东西，也有一些稀奇古怪、荒唐事物诞生的前提和温床。按说，在70年代初的政治生态环境里，在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早已经没有‘土匪’存在的踪迹了。‘土匪’两个字仅仅只是出现在小说和影视剧中。但是，在我下放的湘北边陲东山峰农场，在二分场三队我却真正结识了一个本地土生土长有点‘匪气’的人。 这个人，真名叫‘田辅仁’，是农场初建过程中从本地征收转到农场的职工，但他的身份如同山峰的云雾一样扑朔迷离，即使到我招工回城也没有搞清楚他的真实身份。比如，他到底是哪里的人，祖籍何在，又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一切都是一个迷！倒是他那土家族装束打扮鲜有少数民族的特点与内涵，还有身手敏捷、硬朗的身板子和‘田土匪’的别名，以及当地浓厚的石门口音让我印象深刻。 记得，72年3月初到知青点时，雾锁朦胧的烟雨下，远处的山坳中，蹲守着孤独的一栋茅草房，三面是小山包的遮挡，幽暗的灯光一闪一闪，全然没有一丝活气，仅仅北面方向露出的一扇平坦才稍稍使人缓解。如果遇见晴天，站在这道口子上放眼望去，风载着树的清香，跳入我的眼帘。我不禁抬头一看，便被着山的魅力所折服。这里的山是磅礴的，不是一峰独秀，不是三五成群，而是千峰万仞绵垣蜿蜒。莽莽的群岭，蜿蜓的山脊，林海耸翠，紫烟笼罩，那景象，仿佛可以看到隐藏着千军万马，又仿若心里有一抹希翼，的确是饶有奇趣发人遐想的。 正是中午，我仍敞开衣襟，袒露着，任夏天的太阳如何的毒，大山们都依旧那么从容，坚定。这里的山是自然的，虽然没有丰盛的中餐填饱肚子，虽然没有充足的休息，但它身着一身的绿，坐落在着朴实无华的眼帘之中。这绿却是山的思绪与灵魂，它为知青的茅草屋带来了希望，带来了生机。 当白云飘过天边，我曾记得，知青与‘田土匪’就同住在这一栋茅草房里。他离我住的房间不远，顶当头朝南的半间茅草房就是住的他们一家三口。因此，我与他便有了缓慢的接触和了解。 当真情轻敲残酷的现实时，‘田土匪’给我单纯的眼界里增添了几许生机：他中等个子，正直中壮年，但背脊稍有点弯躬，头上微微有些秃顶，眉毛胡子都花白了，但脸膛仍是紫红色的，刀刻般的皱纹里，流淌着岁月的沧桑。只是一件土家族琵琶襟上衣，一条用蓝底子印花布做成的青丝头帕盘缠着整个脑袋，将裤简裹成人字路，配着布鞋或草鞋，动若灵蛇，十分精神利索。（民族专家说这是土家兵战争装束。） 平日里，常见他一根铜制的短烟枪拴住一袋散烟丝別在腰上，闲遐时，常低着头，独坐在自家门前‘吧嗒、吧嗒’的抽着旱烟，仿佛是跟这地这山倾吐着什么？又由于长年生活在山区，多在深山密林中打猎、寻药、抓蛇，脸上的皮肤显得很粗糙，还只有四十几岁的人就被深壑的皱纹布满了额头和眼角，两只小小的三角眼睛平时却有点浑浊，一起出工时，我曾经瞧见他手上的皮肤也是皱巴巴的，有点儿像树皮，甚至每一根指头都粗得好像弯不过来，但遇到队上每次打突击或有重劳力活时，那种超体力的物体重量，一百几十斤岩石，一百几十斤柴火挑在他的肩上、背在他的背上却能如履平地，从他体内爆发出来的蛮力和筋爆的手，我感到惊讶和咂舌。但在平日里，他几乎很少与知青们接触，总是‘灰头土面’似的缄口无言，生怕惹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单凭其人的表象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老实本分的山民，而只有透过他细细炯炯有神的眼光中才会发现他精神矍铄下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他脚上常穿着一双草鞋，经常是一个人背着鸟铳和砍刀，带着自己的猎狗独自地朝深山老林里走去，那背后隐藏的‘匪气’如同秘密一般，让人种种猜疑。说实话，那时，我对他顶多只是一个‘中性’的感知，不好也不坏。 在他暮气沉沉下，岁月不曾饶过谁，没有一个肉身可以一直长期的隐蔽下去，但灵魂可以。有一个细节流传得很广，说是他曾经参加过土匪，干过‘打家劫舍’的勾当。后来，据他本人交代；由于生活所迫，他与人一起曾抢过别人家的几个瓷碗和一些盐巴、仅此而已。此事虽无从考证，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洞开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查出你祖宗三代，查清你的历史问题应该是没有多少瑕疵的。为此，把干过‘土匪’的罪名放在他身上，‘田土匪’的名称便在二分场三队里‘约定俗成’了。 过去，在我的想象中，土匪总是与大山和偏僻的地方联系起来，说来也巧，而今，我下放的地方正好属于‘武陵山脉’与湘西毗邻， 这里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溪河密布，洞穴幽深。此地有着绝佳的干‘土匪’勾当的地理生存环境。茫茫无际的山脉，悬崖绝壁，涛涛林海，一片原始森林，地广人稀、房屋、吊脚楼、溪流，袅袅炊烟就如同小说《湘西剿匪记》和影视作品《乌龙山剿匪记》中描述一样；一群最为放荡、最散漫、最不愿受约束的乌合之众，手持鸟铳，刀棒，把守在山碍、隘口之地，碰到路过之人或者商队就会突然跳出来大喊一声‘想过路，留下买路钱’，然后便劫货搂人。 这里的环境还有是草长莺飞的传说，它永远活在知青生活的现实里面，快速的政治鼓点，匆忙贫瘠的身影，麻木的眼神，虚假的笑容，而我正在被同化。 在那时，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带着政治环境的目光去看待，都会发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神通广大，而且还光彩夺目、豪气冲天。当然，这里面也夹杂了夸张和神经质式的自我陶醉。‘田土匪’就这样被阶级斗争的手段楸出来，然后被政治环境加以‘关照’了。再后来，每次队部开斗争大会或是政治活动，少不了他必须‘站台’和陪斗的现象，或者成了被取薄、排挤、欺凌的对象。 土匪(拼音:tǔ fěi)、(英语:a bandit)，以半路抢劫、打家劫舍等为生的地方武装团伙或其成员。扰乱社会治安。在地方上抢劫财物，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的武装匪徒。以打家劫舍为生的地方武装团伙或其成员。 据资料记载；解放前夕，湘西匪患尤烈。国民党反动派在湘西建立反共根据地。他们勾结地方土匪，组建了3个暂编军12个暂编师，还有"湘鄂川黔反共救国军"等成建制的10多股反动武装，总数达10多万之众。 1951年2月1日，湘西军区发出《剿匪政治动员令》，全面进剿湘西土匪。1949年9月中旬，解放军第38军由常德挺进湘西，先后解放了湘西十余座县城。9月下旬，47军、46军136师、38军114师等主力部队奉命进入湘西剿匪。至51年2月47军赴朝参战为止共歼匪92081人，缴获大量枪炮弹药。其后，湘西军民又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肃清残匪2万多人，数百年湘西匪患，宣告终结。 读书的时候，我在小说《湘西剿匪记》、《武陵山下》、《林海雪原》等书籍中了解到，土匪乃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以抢劫、勒索为生，缺乏政治远见，是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行为放荡不羁，为所欲为，不愿受任何约束，等等。透过阅读小说和影视作品的观看，其实，历史上的土匪并不都像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土匪大多数都是平民百姓，为生活所迫或是受到官府欺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这才啸聚山林的，也只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田辅仁’是否也是这种社会环境造成为‘田土匪’的呢？至少，我在他身上是看不出其‘土匪’的痕迹了。 久居队上，垦荒垒屋，背柴、砍茅草，炊烟犬叫，‘田家’有关的‘二、三’事也就慢慢熟悉眼帘、贯穿入耳了。知道真正落户在队生活的只有他一家三口。女儿‘田小兰’正值读书年龄，可能受她父亲的出生的袭扰，还受其农场初建的影响，所以在读书年龄时并未进学校读书，而是跟随其父母一起出工劳动。而作为‘土匪’婆的‘幺妹’个子不高，也是在队上出工谋生。平日里她寡言少语，很少去招惹别人，只是在装束上与她老公有些差异，同样是用蓝底子印花布围巾盘住着整个脑壳，用深黑色漂染的土布做成左襟大褂，滚两三道花边，衣袖比较宽大，下着镶边筒裤或八幅罗裙，只因其年代和身份的特殊，所以，少了土家族人喜欢佩戴的各种金、银、玉质饰物。 后来，我还听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农场北山队上，一个在附近的中岭公社古罗大队，据说还当上了生产队长，此人我从未看见过。但他家里养的狗和他那把打猎用的‘鸟铳’比较特别，所以印象深刻。那把‘鸟铳’已经非常陈旧了，枪托的木质已经发黑但还是油光锃亮，枪管是没有弹线的并且仍有些锈迹，一条被人称呼打猎的‘赶山狗’与他形影不离，颜色是麻黄色，雌性。此狗很少乱狂叫如同他的主人性格一样不声张。出工时就在山上打野食，刨鼠洞、捉些小动物是它的拿手好戏。后来，此狗生了一窝狗崽子，全都是黑色的，被支部书记和职工排长都抱走了。然而，这两只黑色的狗崽子全然不是母狗的性格，常常在队上犬狂不易，这及可能是改变了狗的基因或是换了主人，因为，这两家都是贫下中农？ ‘田土匪’是本地人，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都非常了解。我要好的一个职工排长刘正田与他关系特别好，所以经常在一起聊山里挖天麻、黄吉、七叶一支花等药材、也谈溪水中炸鱼、讨论鸟铳装火药打野猪、野鸡之事。 有一次，刘排长和他商量好了，决定带我去‘田土匪’在古罗那边的大儿子家走一趟，具体是去溪水的深塘中‘炸鱼’。来去的路程可能有好几十公里远，时间要两三天，还准备歇一两个晚上。当时，排长帮我带了大米和一些玉米面，他知道我吃不了玉米，所以特意带着大米给我恰，因为，那个年代是凭粮票供应，所以当地并没有多余的粮食招待我们。 次晨的晴空，一层稀薄的像纱一样的乳白色的气流，在远处的山脉和树梢上轻轻地摇曳着，荡漾的晨雾弥漫了我的视线，好像在掩蔽着自然界所起的变化的神秘一样。因为，今天的行动本身就显得非常神神秘秘。当时，‘炸鱼’属于农场和国家禁止的，与‘田土匪’一起私自出来又显得很不恰当，但一切有贫下中农出生的刘排长当着，我也就无所顾忌了。 三个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十六岁、二十八岁、五十来岁）趁着雾的弥漫就这样悄悄的出发了。三个身影如同鬼魅一样溜进山间的小道，然后匆匆忙忙地赶路。作为向导，‘田土匪’在前面开路，他身背着竹背篓，里面装有砍刀和昨晚用瓶子装好的炸药和雷管，还有一些大米和一些玉米面，鸟铳的枪口露出在竹篓口上，仿佛有一种军事行动的神秘感。 翻过几座大山，越过密林，跨过数条小溪，路过依山而建的木质吊角楼，我看见门前挂着红彤彤的干辣椒和玉米，这种在平地上用木柱撑起分上下两层，上层通风、干燥、防潮，是居室；下层是猪牛栏圈或用来堆放杂物。再往前走，不远处我看见一座高耸入云的山洞，洞口的岩石呈竭黄色，真像一条龙从山洞里冲出来，延绵几千米，沿路撒下数堆碎岩石形成的溪流，他告诉我；这叫‘黄龙洞’，是澧水的发源地。 此刻此景，我又想起儿时长沙的晨雾，薄薄的绕着湘江的水面和岳麓山，用朴素的白衣轻裹又如同梦娜丽纱那美丽的微笑，若隐若现似幻似真，而我却不尽然在这异乡的大山深处嗅着泥土润物的无声和神秘。 抬头，观其山野的俊秀，凉风拂而静思，再觅其眼前‘田土匪’的深涵，我猛然想起影视作品《乌龙山剿匪记》中的‘田大膀’，那个形象与眼前‘田土匪’真是同出一辙。他们年龄，他们相貌，他们生存环境是何其相似啊！我们一同从队上出发，属他年龄最大，然而，他却比我们都显得步履轻盈乔健，一路上，他手握砍刀，非常敏捷的在布满杂草藤蔓和尖刺的山道中开路，最让人称奇的是，他的腿脚特别灵敏，几十岁的人了，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一般年轻人都撵不上他，他在前面走，我们甚至要小跑，才能赶上。那充满‘活龙鲜健’的精力不差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特别是他对大山的了解与熟悉，仿佛就是山中的一条蛟龙。如此看来‘匪气’在他身上真的还是不打一点折扣！ 午后，我们终于到了他儿子的家，我看见溪水边上有一所低矮破旧的老屋危危地立在陌旁，炊烟从老屋后袅袅升腾，宛如一条扯不断的舞动的白绫，缓缓攀上一棵高树的梢头，将它无声包裹。再进门一看，木制的竭色的门，纹理清晰，因岁月久远漫漫剥落的皮层，摸上去有微刺的质感。进屋后，发现房间里很简陋，里面只有必须的生活用品，除了一张宽大的木床外，唯一值钱的，就是他床上的青底子篮色的印花被褥和不规整木柜子里的几双碗筷，再有就是灶上两口铁锅了。整个感觉就是一切有着年迈的裂痕。 如今我回想起那天的情景，仿佛照亮心房。让我可以看清，原来整个山区的蛮荒、贫瘠、落后，以及‘田土匪’的存在，并不是自身的缺陷，而是由于照射进来的文明和物资角度的忽略。在朦胧的记忆中，眼前是一间土房，是一方沙滩，是一片天空，可是最吸引我的，却是那条小溪。 安顿好行囊后，这里显得非常静谧，側耳，我只听见山崖的溪水边，咆哮的水声在耳边浓浓作响，那从上而下的涓涓水流汇集到此形成了巨大龙塘，没有比在这里炸鱼更适合了。 迫不及待，刘排长与‘田土匪’同时脱去衣裤，站在溪水中点燃引线，然后往深塘里投去炸鱼瓶，一声巨响，深塘里的鱼被震昏，然后漂上水面，随即又被水流冲往下游，此时，我早已做好准备，在下游用一个渔网一条条网住它们，当然也漂走了不少鱼，一天下来，鱼也炸了不少，第二天吃完早饭并匆匆地往回赶，下午时分，溜回队上，旋即扛上锄头又故作出工的姿态，全当没有发生一样。 很多时候，下次再约，变成永远不相见。那是我第一次与‘田土匪’面对面，心对心的接触，虽然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一定能看透很多东西。‘田土匪’的朴实，有耐力、吃得苦，肯帮忙是我亲身的体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和农场职工的形象就在我脑海中定位。叩问着人们的灵魂，裹挟着传统观念和新生思想，猜疑、偏见都呼啸而去，而我们的知青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渡过。 丘吉尔曾说过；“回顾得越远，可能前瞻得越远。”其实，真正在山上有些‘匪气’干些‘匪事’的不是‘田土匪’他们那样的人，也不是当地的山民和农场职工，而是下放在当地的个别知青。今天回顾那段特定的经历、还原真实的历史事件，并非是津津乐道，而是一声苦涩的叹息——这就是曾经的我们！ 一个农场在山峰上聚集了一千三百多知青。他们成规模有建制地存在，又集体的处在一个知青点上，在蹉跎岁月里，在接受再教育的汗水泪水浸泡中，经历了贫瘠的生活、物资的匮乏、繁重体力的劳动和精神文化的缺失。因此，客观上造成了一些知青的思想上的迷茫和彷徨。干了许多知青的‘匪事’，给农场和当地留下许多‘恶劣的行迹，也成为多年后的笑柄和思考。 我仿佛又看见镇上赶集的老街骚乱起来，有人喊“抓扒手”，原来几个具有恶劣的品性的知青把农民赶集卖鸡的钱给扒走了，她们哭声呛地，煞有些可怜，山里的农民真正攒几个钱不容易。在偏远的集镇他们还没有见过‘扒荷包’现象，更不知道城市的‘扒手’会出现在边陲的乡村、集镇上？ 后来‘偷鸡摸狗、牵羊、偷腊肉’甚至偷盗农民的活猪的事还发生过，偷菜已成家常便饭。从南北镇到泥市镇，从农场对面张家山、观音尖到山后面古罗和钟岭公社，方圆几十公里，听说知青来了，当地的村民和每一家店铺就会如临大敌，严加防范，甚至都会跑出来在自家门前‘呼鸡唤狗看羊’。一时间，知青被当地农民比作‘这娃娃们比过去的土匪还厉害’？此事绝对不是夸张，而是有着许多事实根据，据农场保卫科记载；附近集市、商店，‘五七干校’和农民家里被偷的东西几乎全部都与东山峰农场知青有关。 农民与农场职工一样，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劳作，在无望的贫困中，只有忍耐，他们以无声的的付出，即使面对知青的‘匪事’， 大多都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原谅了他们，他们是人间最妥帖的尊严，体现在生命的起点与终点。 不管怎样，所有的‘匪事’都是发生在知青极少数人中间，但它还原了一个绕不过的知青历史话题，只是换了时间和身份的概念，仿佛间他们也变成是‘啸聚山林’之人，尽干‘打家劫舍’之‘匪事’。虽然这都是少数知青做的事，但是从一个侧面见证了知青群体的苦难，见证了他们的折腾和一些龌龊，更见证了真正受害的还是当地的老百姓和农场的一些职工们。这正如余秋雨说:“在没有战争和灾荒的情况下，老三届可以说是20世纪有文化的年轻人中遭受最多磨难和折腾的群体之一。” 知青那些单纯的背影与山上‘田土匪’的故事已经渐行渐远了， 那都是远去的时光和 心情。现在，由一段尴尬而悲伤的文字，记载那些随风飘扬的过往，而那些记载，就飘飞于由岁月缔造的伤痕之中，从而有了知青记忆的徘徊和脚步踩碎的梦。 曾经那样的躁动，而如今却是那样安详、那样平淡，一切似乎都已伴随时间的流逝而淡忘，唯独那只有记录在纸张的文字依旧清晰、诠释依旧。 人生不易，岁月蹉跎。沉溺于过去的思绪无济于事，不如放下，不去想它，让自己重新拾起自信，不卑不亢。由‘田土匪’的故事而引起的传说慢慢收尾了，他的形象偶尔会想起。去年我回东山峰休闲时，顺便去打听了他一些情况，据熟悉他的人说；‘田土匪’应该是永顺那边的人，他是后来移民到东山峰的。熟悉他的人还说；所谓当土匪也是无稽之谈，他身上种种传说都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我写他也不是一种奇怪的罗辑，因为，斯人已去，别来无恙，但愿那个年代永远不会再现。 2021.6.15日草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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