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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蓝色天堂 于 2019-10-19 12:41 编辑
岁月如刀，生死似梦 文/吴焕宰 一 那是个初夏宁静的夜晚，我恍恍惚惚走到一座洁白的大房子前，似乎是医院，又好像不是医院。上了二楼，楼道也是洁白的，没有窗户，只有几扇门，都是关着的。楼道没有灯光，却很明亮，这里好像没有白昼与黑夜，人走在楼道里也没有阴影，仿佛这里是个没有黑暗的亮堂世界。 我看见一位像父亲背影的人，穿着洁白笔挺的白大褂，没有皱褶，干净得一尘不染，正在楼道里悠闲地度着步，看不清他老人家的脸，似乎戴着薄薄的面具，没有明显的五官。 那人冷冷地问我说：“你来这里干嘛？” 父亲都去世了，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我心里很疑惑，犹犹豫豫地说：“老爸，我没去处了，今晚想住在你这里过夜。” 父亲爱理不理，严肃地说：“回去，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这是哪里呢？为什么我不该来呢？我没地方去了，连你都不收留？是不是我的父亲啊？我该去哪里呢？正在寻思着…… 一惊而醒，护士推醒我让做身体检查。原来我躺在上海同济医院洁白的病床上，刚做完心脏介入手术的那天夜里，天花板上亮着雪白的灯光。此时，是父亲离世后的第一个初夏。 血脉之缘吧，在生死劫难面前，冥冥中对父亲产生了殷殷怀念，或许在意念里还没放弃寻求着父爱的庇护吧。都几年过去了，对这个梦景还是那样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夜。 2011年10月下旬的一天，那年父亲刚好过83岁，一辈子第一次住进了医院，住的还是台州地区最大的医院：台州医院。那时我正好在兰州出差办事，二弟打来电话说父亲生病住院了。父亲退休时，二弟顶替接了父亲的班，经过几番努力，修成了正果，也成了坐诊医师，还是一家门医师，媳妇、儿子、儿媳妇都是医师。二弟电话里说父亲气色不错，只是心脏有点不舒服，应该没有什么大碍，让我们放心，如果忙，不回家也行，等检查报告出来，真有事了再回去不迟。 二弟从医多年，经历了不少生死之事，不经意间也成了附近稍有名气的老医师。为重病人看生死时很准，周边认识他的人，碰到家里病人到了最后时光，都会请二弟过去帮他们诊诊脉，估判估判病人最后的日期，好让家人早做准备。二弟也很自傲自己的这手技术。所以，他说父亲的病暂时没事，再加上兄弟姐妹们忙于手头事务，都愿意信二弟的话。 但我心里顿时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爷爷是82岁去世的，三位姑娘（父亲的姐姐我们当地叫姑娘）都是83岁左右去世的，三姑娘去世时，父亲曾悄悄对我说，八十二三都成了我们家的一个魔咒了，成了家里老人的一道生死槛。后来此话真的成了箴言。 心里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连夜从兰州下面县城的矿上往回赶，到了台州医院已是第二天的深夜11点多了。当夜探望父亲，看他气色确实如二弟所说还可以。医院里生意兴隆，病号人满为患，父亲端坐添加在大厅的临时病床上，静静的，很安详，手背上还留着打点滴的针头。阿姨很贴心地陪着他，仔细照顾着。 我们轻轻聊了一会儿，父亲自己也是医生，也说不要紧，只是胃口不好，不想吃东西。看看真没多大事，心里当然高兴，就各自睡下休息。 转天上午，陪主治医师会诊完父亲，主治医师说父亲是心梗，还有高血糖什么的，需要再观察观察。如果实在不行就明天手术，如果可以就等情况再好转些，安排下星期一手术。既然能等，就应该不是生特别重大的病吧，是好事，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为怕万一，电话里跟兄弟姐妹们说父亲病得很重，是否大家都回来看看。他们都笑话我，说父亲没事的，第一次住院能有什么事啊，父亲身体一直都很棒，从来没住过医院。他们也刚刚与父亲通完电话。让阿姨陪着父亲继续打吊针，我也放下心来。中午回台州宾馆休息了一会，下午还炒起了股票，到股市下市时，股票已亏了二十多万元。我一边大骂股市“这该死的股票”，一边关着电脑，准备去医院看望陪伴父亲。这时，手机突然响起，阿姨说很多医生到父亲病房来了，让我快点过去。是会诊吗？怎么上午没听说呢？我赶紧下楼往医院赶。 台州宾馆由一条小巷串联着台州医院，小巷青石板铺就，相距也就几百米远。宾馆在小巷的东头，医院在小巷的西头。小巷二边是小食铺、中西药房和病人们急需的各类生活必须品商店，还有花篮与各式水果。赚着病人与病人家属亲友们的钱，仿佛都是商量好了似的，要什么有什么，一条龙服务。 一路上，没有去想父亲有什么不好，以为是医生叫我过去商量以后治疗事宜。 一出宾馆，突然觉得胸口紧得发慌，有种说不上是什么感觉的颤抖与揪心，眼泪也莫名其妙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是怎么了？我很奇怪自己这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加快步伐往医院赶。到了医院电梯口，那种颤抖、那分揪心和莫名的泪水来得更强烈了，电梯里的人都盯着我看。 “大事不好。”到这时我心头才涌上一股很不祥的感觉，一边想着，一边加快脚步往病房赶。 赶到住院部四楼大厅，只见阿姨焦急地在等我，父亲已从大厅搬进了就在大厅边上的病房。大老远就看见父亲站在那里跟医生说着话，紫青着脸，发着脾气，责问医生为什么不给他手术。远远看见父亲站在病房门口能大声说话，我轻轻地吐了口气，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父亲见我急急赶到，便叫着我名字，说自己觉得很不舒服，都拖几天了，整天就吊打几瓶药水，这样下去不行，让医生快点给他手术。父亲也是医生，为什么到这时才想起自己病情有异呢？ 几位医生一边向父亲做着各种解释，一边让我劝父亲先躺下，不能着急，更不能激动，发火动怒。 走到父亲面前，来不及思考什么，赶紧扶着父亲轻轻坐下，一边说：“老爸，老爸，别急别急，你先躺下吧，我立刻跟医生商量，让他们给你手术”。 父亲见我到了，好像心里有了几分依靠。慢慢安静下来，变得很听话，也很顺从，很放心的样子，静静地坐到床沿上，在我和护士的搀扶下缓缓躺下。我赶紧蹲下身子，帮他脱了鞋，把他的双脚小心地抬到床上放平。 医生、护士忙着给父亲上氧气，吊针打药水，满屋的紧张与慌乱。我还是没有把父亲的生命放在最危急关头上去想，治病是医生们的事，他们并没有通知我父亲病危。我瞥了一眼静安躺着的父亲，转身只想给二弟拨个电话，告诉他父亲的最新情况，告诉他我的担忧，叫他赶快过来，他应该比我懂医院里的事情。可电话号码都没拨完，突然感觉身后的医生护士手忙脚乱起来，一种万分紧张的气氛弥漫整个病房。我心里一惊，赶紧回头看时，父亲脸色乌青，已天人两隔。 父亲看上去很健壮，也活得很洒脱，没有正式住过什么大一点的医院。有什么不舒服，就自己从抽屉里拿几颗药丸服下，他自己是医生，还开着小诊所呢。自我记忆起，从来没有让我们担心过他老人家的身体健康，他自己也认为活过100岁，一点问题都没有，就算拿棍子打几下也不见得会怎么样。 可这是怎么了？就这么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一转眼的功夫，人怎么就没了呢？我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还没回过神来体会父亲死去象征着什么。 护士和医生轮流为父亲做着人工心脏起搏，仪表上的生命线在一上一下地跳动着，随着人工推压一松一紧的频率。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医生和护士都抬眼看着我，一个护士长模样的女人，轻轻走到我面前，小心翼翼地说：“先生，你看看怎么办，对老人有什么安排吗？” 我忽然惊醒，知道这是在征求我最后意见，等我来宣布父亲的死亡通知。这是让我来决定父亲的生死吗？我开始泪眼朦胧，一切这么突然，连悲伤和痛心都来不及。我还是没真正缓过神来，近乎无助哀求的口气问她：“还有救吗，哪怕一点点希望？” 护士长用可怜无奈的眼神看着我，轻轻地摇了摇头。我没有正眼看一眼站在身边的主治医师，此刻，心中还来不及产生出怒火。冰冷的悲哀窒息着我整个身躯和情绪，脑子像一只就这么挂着的葫芦，停止了一切理智思考，只是很鄙视这个戴着眼镜，穿着白大褂，言而无信的所谓主治医生的男人。 事后过了许久，慢慢缓过神来，才知道父亲得的是心肌梗死这种病，应该一到医院就应该进行手术，先把心脏堵塞的血管打通，再考虑治别的毛病。医院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更不应该一天吊七八瓶的药水，增加已经非常脆弱了的心脏负担。 可怜的父亲不知自己是死于庸医，还是死于命数。我们兄弟姐妹都来不及好好守几天病床，尽几分孝心。父亲也从来没有像要离去的样子，没有半句后事交代，没有片言只语的遗言。连死亡的玩笑我们都没有开过，父亲就这样轻轻悄悄独自走了，没有带走人世间任何东西，只留下几个我们这样无助又无能的子女。大家更没有一丝丝心理准备，从来没有想象过父亲走了，我们该怎么做，该做些什么，连无意间也没有说起过。内疚、疼痛与万分的不舍，成了心中永恒的烙印，深深的刻在那里，时到今日，也无法抚平，无法释然。 已活到83岁的父亲，没有经受病痛的折磨，也没有给我们添加任何麻烦，自己就这样安安静静飘然离去。或许这是他自己修来的福报，也是我们的一份小小慰籍，但也是我们心中的最不舍。 为生计奔波于大江南北，几十年来，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意想不到，却第一次如此近身直面至亲亲人揪心的生死瞬间，真正感受到这一“瞬间”天人两隔的含义。这一“瞬间”究竟有多长，这一“瞬间”又究竟有多短，这一“瞬间”又是怎样成为永恒的心痛与不舍。 这种血脉至亲的揪心感受，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永远永远也不会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与体验。
二
六年前，父亲静静地离开了我们，安静得让亲朋好友们都不敢相信父亲已经真的不在人世了。酒中茶间，人们还动不动提起父亲，笑谈他的生平轶事，那么亲切感人，那么温暖和善，好像他还不曾离去。 高祖父、曾祖父、祖父三代都是独子单传。祖上有山有田有地，祖宅虽已遇祝融，但在一座三进三透九门堂院宅里重置了几间楼房，现在成了古民居。这样仔细算来家境也算殷实小康。但到了爷爷这一代已经开始败落，家里人口凋零，势单力薄，没有了祖上时的那份风光。到了父亲这一代，才有了二兄弟，就是父亲和我大伯，还有四个姐妹。在氏族祠堂里，女儿是不算人头数的，除非嫁在就近，与得势者联姻。大概就因人丁凋零、势单力薄的缘故吧，后来，父母不惧生计艰难，硬是生养下了我们兄弟姐妹四男二女六个孩子。 父亲小时候应该还算幸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期，还能读书读到临海普师毕业（就是现在的高级职业中学的样子）。在当时的村里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估计是曾祖父的决心，真是幸运。后来因家庭变故，为保住香火，传种接代，1949年5月份，大伯与父亲被安排连夜逃出家门，投军入伍，以防断子绝孙。大伯参加了浙东游击支队，父亲有幸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拂晓劲旅”二十一军。那一年，父亲19岁。在国统区解放前夕，村里还有很多同族是国民党部队的将领和校官，他却偷偷跑出去参加了解放军，真是难以想象当时曾祖父、祖父的勇气和决心，和那时家庭生存环境的凶险与恶劣。我说不清家里究竟出了什么变故，但如果不是被生存环境所迫，在当时，这样的事情何以做到。 后来，个子瘦小的父亲随二十一军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后期战争，是一团部卫生队队员，还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吃炒面粉，喝山涧小溪里的血水，死人堆里摸打滚爬。算是福大命大，最后因膝盖严重冻伤，得了严重关节炎，不得不提前退伍回到了老家。而这落下的关节炎毛病，紧紧跟随了他老人家一辈子。 抗美援朝这段枪林弹雨的行伍人生经历，成了父亲后来的骄傲。我们小时候的冬天夜晚，兄弟姐妹几个围坐在小火炕边，一遍又一遍听父亲讲叙朝鲜战场上的惊险故事，还有岳飞全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在广袤平静的农村，在没有电视影像的年代，父亲讲的故事精彩而稀奇，直到深夜，火炉里的炭火熄灭了，我们还在滋滋有味地听着，不肯上床睡觉，并且听了一遍又一遍，从不厌烦。因为我第二天要讲给别的小朋友听，这也是我小时候的最骄傲。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场祖国保卫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保证了祖国六十多年的和平，也奠定了祖国的国际大国地位。父亲能参加这样的卫国战争，是家庭的荣幸，家族的荣幸，更是我的荣幸。 记忆里，祖父瘦高个子，样子很有派头。记得他养着一群鸭子，靠卖鸭子、鸭蛋维持生计。 大伯的大儿子是傻子，我便成了爷爷膝下宠爱的孙子，那时没有幼儿园，我便时时缠着爷爷玩。祖父也时时牵着我的小手，陪他一起去放鸭子。他背着一根长长芊细的毛竹杆，一边赶着鸭子，一边跟我说着许许多多在我听来不着边际的话题。我记忆深刻的是他老人家对我说，等我长大了，带我上北京游玩。他没有等到我长大就过世了，但他从来没有去过北京，怎么想起带我上北京游玩呢？后来，我经事了后才明白，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祖父，多么渴望日子有熬出头的那一天，家里重新荣耀辉煌。可父亲穷其一生也没有完成祖父的遗愿，我长大了，努力了，也没有做到。既没有做什么高官，也没有发什么大财，更没有出人头地，荣宗耀祖。真是太让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失望了。 那时，大家都很贫穷，贫穷得压制了自己的思想，贫穷得对生活失去了最基本的美好想象。曾祖父在艰难的日子里饥饿着逝去，祖父在半饥半饱中感叹时代的“今不如昔”。但就算发这样微不足道的“今不如昔”感叹，后来也影响了父亲整整一生的政治生涯。 祖父去世时82岁，我还很小，小到都不懂当时世事的坎坷与艰辛。
三
我们是一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山区小县，当年，虽然山还是像现在这样风光迤逦的山，景也是像现在这样秀色宜人的景，但交通闭塞不便，经济贫穷落后，解放初期的那种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穷则思变，让老百姓走出大山峻岭，改善医疗和居住环境，改变贫穷落后的生存面貌。改造交通，成了政府十分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政府规划社社通公路（那时乡镇叫公社），县里成立了公路建设指挥部。父亲是军医出身，领导让父亲分管医疗队，跟随指挥部，长期驻守工地，便成了最自然不过的事了。那时不像现在，现代化造桥铺路，逢山钻洞，遇水搭桥。那时科技落后，物资匮乏，为了保护良田，民以食为天，公路都是沿着蜿蜒的河流山脉，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脚走，绕来绕去，把一个村庄一个村庄连起来，便于民众出行。十八弯，十六盘，回头弯，都是那时的杰作。不计较距离远近，开山铺路，就靠那几吨炸药，那几辆手推翻兜车，那几根铁棒撬棍。全是手工活，工伤事故特别多，也成意料中的事。工地死人，断胳膊断腿，少几两肉的工伤正常发生，只有像父亲这样上过炮火连天真正战场的医务人员，才不怕时时面对那些血肉模糊的伤员。 计划经济时代里，使用的药物种类不多，工地上所有药物都是凭父亲一人在练习簿上划拉几下就发出去使用，用完药后再把这本练习簿往上级管理部门一交，就算是结账完事了，接着继续领药用药。有一次，一位领导来探亲的家属，在回家前，想从父亲手上弄点常用药带回家。父亲不但没给，反而批评了她一顿，领导家属被他羞得怒气冲冲摔门而去。事后，父亲把这件事报告了当事领导，领导不但没怪他，反而在职工大会上检讨了自己对家属没管束好，还表扬了父亲的做法。 唉，那个纯粹年代，人们的思想真让聪明的现代人很想不明白。 父亲驻工地的医疗点大多数都在穷乡僻壤，交通非常不便。虽然山清水秀，空气新鲜，景色宜人，但人人都穷得叮当响，衣不蔽体，温饱不继。当地村民受伤、虫咬或生病，也不方便出山到镇里或县城里的医院医治。这是父亲最看不过眼的事，便会悄悄的帮助他们，给他们看病，给他们发药，绝对不收他们一分钱。 有一天，医务室里来了一位农民老伯，腿上长了一个很大的脓疮，疼得不行，家人背着来找父亲。看见脓肿都馒头般大了，通红通红，父亲边说不要紧不要紧让我看看，边手指间夹着一把刀片，酒精棉在脓包上擦了几下，迅速一刀，就把脓肿给划开了。老农伯伯还没缓过神来，地上已经流了一滩脓血。父亲帮他稍微处理了一下，也没收他的任何费用，第二天老农伯伯就能拄着拐杖来谢父亲了。 那时候缺医少药的，如果老农不是没钱治疗也不方便，绝不会把病情拖到这份上。父亲对穷苦人总能体谅到他们的艰难与不堪处，急人所急，也乐意帮助他们。所以，父亲在平民百姓那里很受欢迎。或许自己也是穷苦人出身吧，或许这样做自己也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父亲直到老去，最爱听别人叫他的称呼是吴先生或者吴医师。这或许也是他后来一直留在乡镇医院转悠，而不愿被调到更大点医院去的缘由。 但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父亲对贫穷老百姓这么好，为什么就不能迁就一点领导的亲属呢，那个时候，大家应该都过得不容易。 所以，父亲医疗点不管在那里，四周的平民老百姓跟父亲关系都是最好的，很亲近，像自己的亲人。我们兄弟姐妹有时到工地去探望父亲，从家里一早出发，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话预先通知父亲。我们要赶大半天的路，有时赶不上中午饭点，下午二三点钟才能到达父亲的医疗站。中途没有吃的喝的，到了目的地，我们都饿的两眼快冒金星了，看到父亲就好像看到了大救星。父亲看到我们也又惊又喜，但医疗站里的食堂冷冷清清，过了饭点，也没吃没喝的，父亲很为难。这是，傍边的村民们就会主动上来打招呼，要我们到他们家里坐坐，甚是客气，被他们当亲戚般招待，又是端红薯过来，又煮荷包蛋过来。这时候，也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接受村民的好意，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和蔼可亲，有说有笑，问这问那的。 我是家里长子，父亲每每出去办事，只要方便，都喜欢带上我。骑着一辆28寸“永久牌”自行车，是医院里配置的，为父亲下乡出诊专用，我就坐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有几个暑假，我就在父亲工地医务室度过。看父亲为受伤的工人做手术，缝合伤口。伤病员就躺在那块平时大家当板凳坐的木板床上，鬼哭狼嚎，像待宰的牲口，由几个送来的民工按着手脚，或抱护着患者身体。 没有特别的杀菌与消毒工具，几包万能的酒精棉。手术刀、缝合针、夹子什么的，都用酒精泡一下，或者酒精棉擦几下，或者酒精灯上烧一烧，就能随意使用了，也从不见有伤员感染。有时候我想为什么那时候的人都这么好弄，随便怎么样都不会出什么医疗事故，更不会随便死人。为什么现在人的生命却如此脆弱呢？稍微有点点不小心，弄弄都会出人命，还有那么多医闹？ 我没事做，跟着山民们上山砍柴摘野果，有时，也看他们抓一些野生动物。好像那时候山上野东西很多，随处都能碰到，也能逮到。看工人造桥铺路，开山放炮，或跟着父亲参加各种工程开工仪式，大桥竣工仪式，公路通车仪式等等。参加这种仪式，既热闹又有吃有喝，所以很乐意屁颠屁颠的跟去。 但最有趣的还是跟驾驶员小李叔叔开车去兜风。他跟父亲关系很好，每次来工地，都喜欢停下车来带上我，到工地送材料、送食物、或者转悠。他有时还带一些山货回城里，或顺路捎带山民和民工，所以，他走到那里都吃香，受欢迎优待。我跟着也能沾一点小光，特别当他向人介绍我：“这是吴医师的大儿子小吴同学”，人家立刻会露出和善亲切的微笑，摸摸我的头，或拍拍我的肩膀，这时，我是满满的自傲感。有一次，小李叔叔去办事，让我看车等他回来，等着等着，很无聊，我手痒痒的把车启动了，学着小李叔叔的样子，把“解放牌”五吨大货车偷偷开出去几十米。全靠那是一块空旷地，小李叔叔吓傻了，把父亲也吓的不轻。那年我才11岁。 父亲的工地和医务室，留下了我少年时许许多多美好有趣的回忆。 父亲只懂医术，中医西医都懂一些。我们当地有句老话：秀才学太医，拉尿褪鸡（指那是轻而易举的事）。父亲普师毕业，在当时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家里存有不少书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古医书。可真正说起来，外伤科，才是父亲的特长，毕竟是从血肉模糊的战场锻炼出来的技术和经验，终生难以忘怀。但父亲除了医术，却不谙政治，也不善变通，只要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认死理这点倔强的个性。
父亲的处世与为人性格，在风云变幻的六七十年代，受尽了挫折与磨难。父亲是一个在尴尬年代里活得很尴尬的人。 他见不得权势者骄横，懦弱者被欺负，但可怜的是，他本身就是个弱小者。高祖父、曾祖父、祖父三代独子单传，到父亲这代虽然有兄弟二人，但在族群里还是弱小者的分支。宗族群体一致对外时是团结一心的，但族群里强势房与弱势房在利益上的争夺也有嗜血的本性，也是最残酷无情。细细想想，当年祖宗先人提倡知书达理、谦让包容、开拓进取的至德精神，或许也有感于此吧。 由于自身处境的矛盾，促成父亲嫉恶如仇，愤世嫉俗，刚直不阿，但又无可奈何的处世心态。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公平，他总觉得这是领导无能的结果，即使在公共场合，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揭领导们的短。所以，虽然他能干，有技术特长，但领导也不怎么真待见他。有事时，领导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吴医师，无事时，领导第一个想忘掉的也是这个吴医师，因为他太让人头疼了。 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在一次重大工程竣工后，县领导为了表彰父亲的辛劳，问父亲家里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解决，父亲一口回绝：“我家的困难我能解决。”可实际并非如此，我们家兄弟姐妹比较多，就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家糊口。母亲虽然是农村户口，却从小都没干过农活，只会精打细算地带我们过日子。那年大姐刚好满十八岁，本可以参加招工，到城里工作，便可分担些家里的负担。却被父亲一句“我家的困难我能解决”，彻底堵在了农村，失去了进城的机会。
四
日子虽然艰辛，但过得飞快，不管你高兴还是不高兴，时间是最公平的，谁都占不了它的便宜。岁月认真地度量着你我的生命，那副认真的样子，世间没有谁比它更公正。 我们渐渐长大了，成家立业，远走高飞了，父亲也到了退休年龄。本可以享受离休待遇的他，只得了个退休待遇。由于他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当年所谓的政治立场就是跟对人，并不是真正的大是大非问题），喜欢对事不对人，帮理不帮亲，时时在关键时刻“敌我”不分，有时甚至站在对方立场说话办事。领导很不高兴，他跟领导关系永远都是在水深火热中纠结着。由于他有医疗技术，又能事事替穷苦人着想，用最省的钱医好他们的病，所以，老百姓都喜欢他，他调到哪，有些病号就跟到哪。能给医院创收，这对一个乡镇小医院的生存来说很重要，所以，领导们也拿他没办法。 那时候，县下面是区，区下面才是（乡镇级）公社。父亲当初是区中心医院的创建者之一。但他几乎去遍了区管辖的所有公社乡镇医院，并且永远是每个医院里的医疗骨干，却永远不是所在医院的利益最大既得者。 那时的乡镇医院，坐门诊的多数都是从赤脚医生转变而来，是些不学无术的农民医生，也包括那些所谓的院长领导。父亲从公路建设指挥部工地医疗队回到乡镇医院的集体体制内，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再无升迁的可能。父亲心里有说不出的不服，便倚老卖老，在业务上有意无意的顶撞、指责、刁难这些小医院领导们，特别是靠美色关系上位的人。 到头来，父亲哪里都没讨到好。最后领导们找种种他的错误与缺点，只给他办了个退休。父亲也懒得去计较申辩，认为自己有医术在身，什么都无所谓。 改革开发，给了父亲一条真正的出路，也给了父亲一个人生的小高潮。 退休后，也是改革开放初期，父亲大着胆子，在乡村自己家里开了一间小诊所，既当院长又是主治医师，悬壶济世，救苦救难，勤勤恳恳，生活优哉游哉。生意跟他想象的一样好，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医院领导找上门，县卫生局领导找上门，动员他放弃开诊所，重新返聘上岗，父亲死生都不干了。他知道自己一生的委屈，现在受够了，也熬出头了，不愿意再回去受罪。更何况，自己的诊所生意也不错。父亲一直坚信有技术手艺，可以吃遍天下。 从此，他便我行我素，逍遥自在了。就算在自己开的诊所，他也从不计较得失，不在意赚多赚少，总是如从前的老样子，用最省的钱，最快医好老百姓的小病小痛。有时有些无依无靠的老人上门求治，只要有困难，他几乎都免费。老人们不好意思，有时难得送几颗菜或几个鸡蛋来，父亲也愉快地笑纳。时间一久，慢慢便落下一个好名声，都说医院的药不管用，就父亲的药管用，既便宜又有效。远近慕名而来的病人，络绎不绝。 父亲就这样，发挥着自家晚年的余热，继续着自己那些不老的故事与传说。 父亲喜欢下棋打麻将，稍有空余时间，便拖住人家玩，给人烟抽，还愿意管饭。一边或下棋或打麻将，一边抽着烟，赢了开怀大笑，输了破口大骂，那份蛮横专注的样子，真的让人无语。我有时候想，就他这个性格，怎么都有人陪他玩？但他们就愿意陪父亲玩，还玩得不也乐乎。 父亲喜好抽烟，并且烟瘾很大。过去或许是为了解闷消愁，现在却成了瘾君子。 父亲抽烟很讲究技术，在地方上是出了名的。他从不抽带过滤嘴的香烟，那种烟没劲道。有一年，我从福建做生意回来，特地给他捎了二条带过滤嘴的“青松牌”香烟，他抽了一包就没再抽。我问他原因，他说：“抽起来没劲”。困难时期，父亲基本上抽自家卷的烟，烟叶从农民手上购买，我小时候也曾帮他卷过烟。后来经济稍微好些，父亲基本上都抽无嘴的“大前门牌”香烟，几毛钱一包。每天抽完四包烟，却只有一缸烟灰，和一个烟蒂。 父亲抽烟，总是把大半支香烟含在嘴里，狠狠地深吸一口，烟雾在嘴里转几圈，吞进肚子，再慢慢轻轻地吐出，好像在修练吐纳功夫似的。香烟从嘴里拿出来，却还是干干的，不带一点湿。每支香烟抽到一大半时，父亲便又从烟盒里抽出一支，往桌子上熟练地“啪啪”顿几下，眼睛连看都不看，就把两支烟对接上了，继续接着抽。就这样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似乎抽的不是烟，是他艰难的人生，并把这人生的种种不快与失意含在嘴里，尽情地品尝回味后，再十分不舍或不甘地轻轻吐出，化作缕缕袅袅青烟，随风飘散而去。 边上看到的人都惊讶不已，大家想学父亲抽烟的样子，最终都没有学会。这成就了父亲抽烟的传奇，到现在还时时被人传说，模仿父亲抽烟接烟的模样。 父亲晚年是幸福、快乐、骄傲、自在的，或许这是他自己一生做人做事修来的福报。临去世时，本该挨一刀之痛，最后也有没领受。他几乎没有受多大病痛的折磨，就像睡着了一样，平平静静，悄然飞升而去。 岁月的刀，把父亲的人生经历，痛快地切割成一个片段一个片段，零零散散地漂浮在我人生记忆海洋的最深处，拂也拂不去，抹也抹不掉。当我经受人生劫难时刻，独自面对张牙舞爪的死神，而所有人都成了旁观者时，却梦见父亲穿着洁白笔挺的白大褂，一副救苦救难的样子，出现在我精神世界里，这该是一种怎样的感动与鼓舞。这是在预警我的未来吗？还是给我某种兆示呢？但他又是如此悠闲，如此平静，如此安详。 父亲静静地走了，他应该没有太大的遗憾吧。他留给我们的，只有缅怀与思念。或许，这就是我们身为子女唯一能得到的慰籍。
【作者简介】吴焕宰，生活空闲时，专注于诗歌、散文、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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