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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仇媛媛 于 2016-4-13 23:29 编辑
源头的高度 仇媛媛 每每在山中游览,看到清溪如蓝,飞瀑如练,就感到一种神奇的灵气氤氲在身边,水是山中的灵感,是山中的诗意和绝唱。当海拔越来越高时,按说水会越来越少,可大地的灵气会溯游到山顶,然后再由山顶飞泻而下,形成天地奇观,那一刻我总被震撼。 据说,大地上的山水是血脉相通的,就像人浑身的经络。你感叹这座山里哪来的水流,原来水是从高而又高的源头经脉络而来。我们仰视的高高的山峰,说不定这是源头俯视的高度。水往低处流,水只是遵循这一普通的法则,不想竟形成了山中的奇观。 在小学地理课上,我们就知道我国地势西高东低,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的主峰,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两条河的源头都有着惊人的海拔。长江、黄河由西北蜿蜒至东南,蜿蜒成对大地的回环的依恋。她们与大地缠绵,哺育了一代代的炎黄子孙,也滋润了大地上的生灵万物,我们称她们为母亲河。 如果源头不在那样的高度,那么长江、黄河就失去了她们的长度。如果源头,原本就在大海,那么大地上除了季节性的雨水的喧哗,便不再有孔子浩叹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壮观。把源头提到那样的高度,这真是自然的善意,因为水性是处下的,它自身无法上流。有了这神奇的一提,大地上才有了一切。 源头似乎很青睐高度,水的源头如此,文化的源头也是。在文字尚未创制之时,伏羲就为我们“一画开天”,用符号画出了一部无字天书,后来经周文王注解,成为《易经》,被誉为“群经之源”。后来的诸子百家,智慧的高度已令后人望尘莫及,可追溯初源,仍在《易经》。如果将文化的源头扩大一些,那么整个先秦时期的文化都可视为中华文化的源头。 我们常在惊叹,为何文化会在源头就能跃至日月的高度?如果伴随人类童年的只是一些神话和歌谣,我们倒觉得十分正常。如同孩子喜欢故事书,可若孩子对哲学大书发生了兴趣,而且见识还在成人之上,就不得不令人惊叹了。 文化似乎也不可能异军突起,它应该有一个群的支撑。只有群体的水平达到一个高度,才会有某些个体的更高超越。就像森林里很容易找到参天大树,而平地上却很难找到,因为平地上没有高大的树群。我们的先民大都是文盲,心智未化,人们几乎是低到尘埃的一种高度,可就在这样的高度里,陡峭地立起了上达云霄的文化的标杆。就那么少数的一些人,他们是如何立起的?我们不得而知。 先秦哲人们建立的这一高度实在是太高了,即便是他们的得意弟子,也未必能深晓其意,但弟子们都怀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虔诚,在看护着这一高度,并努力接近、超越。这一高度也是世界性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00年至200年这一时期,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个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等等。雅斯贝尔斯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基,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 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么早就在人类面前出现了一座座难以攀援的高山,也不必去解释,这一出现的意义在于为以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宽阔的源头和强大的势能。当我们被平庸包裹得无法突破时,借着这股势能,或许能为我们冲出一片崭新的天地。高度,也提醒着人们超越,在孩童深邃的目光里,人们会意识到自己没有理由平庸肤浅。寻找超越和突破,是摆在一代代人面前的文化课题。 作为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源头,那就是母亲的子宫;作为人生,我们每个人也有自己的源头,那就是我们的童年。我们常常回望童年,因为那里也有我们人生最初的高度——简单、快乐。从童年开始,我们一路在为自己做着加法,中年时已为自己加到了最大值,很多没有的都有了,但最大值也让我们不堪重负,而且我们还发现,你在为自己做加法时,有一种东西也在同时为你做减法,我们不经意间失去了很多,包括简单,包括快乐,而这些失去的,往往正是我们所追寻的,莫非我们在缘木求鱼? 哲学家喜欢用“婴儿”来比拟最高的人格形式或人生境界。尼采认为人类的精神要经过三种变形:从“骆驼”到“狮子”再到“婴儿”,婴儿境界是一种真正可以创造新生命和新价值同时又代表着新价值和新生命的状态。老子所向往的“婴儿”境界,就是无知无欲,无争无执,见素抱朴,无为而为。这里的婴儿境界,当然不等于人生最初的婴儿状态,是先做加法再做减法所回到的状态。相对而言,这一境界更容易达到,因为人生的原初状态是无论如何也回不去的,也没有必要,而“婴儿境界”通过努力是可以到达的。再说,“婴儿境界”也高于“婴儿状态”。 源头是清澈的,中流被我们追逐的桨荡得十分浑浊,我们渴望引来源头的澄澈,其实只须停止追逐,回复心静,水自然澄明。 源头总是能给我们提供能量,提供很高的参照,因此溯源成了文化和人生的一种方式,溯源不是满载而往,而是轻舟遥向,学会了减法才容易抵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