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汪建新，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长
【讲座主题】感悟毛泽东修改诗词的艺术和境界
【主要内容】
一、毛泽东在哪些方面修改诗词
二、毛泽东如何修改诗词
三、从毛泽东修改诗词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
【讲座全文】
各位网友，大家好。2017年11月8日，人民网在专家专栏开设了《汪建新专栏》，为我提供了和网友进行交流的平台，也使我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心得能够集中展示。转眼就是一年时间，首先要感谢人民网和广大网友对我的支持与厚爱。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一位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毛泽东以如椽之笔，写下了纵横捭阖、气势非凡的不朽华章，是中国诗坛上的一座艺术高峰。
毛泽东的诗词作品数量不算多。仔细比较分析毛泽东诗词，不难发现，绝大多数作品都经过多次修改。从作品标题、个别措辞、整个诗句，到篇章结构，乃至标点符号，他都一改再改。这才使得毛泽东诗词用词精准、对仗工整、韵味十足，成为千古绝唱。
今天，我想把毛泽东修改诗词的有关情况作一个梳理。主要谈三个问题：一是毛泽东在哪些方面修改诗词；二是毛泽东如何修改诗词；三是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长汪建新做客人民网（曹淼 摄）
毛泽东从九个方面修改诗词
我先谈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在哪些方面修改诗词？
毛泽东修改诗词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修改别人的作品，二是修改自己的作品。在一些毛泽东诗词鉴赏的书中，编入了由别人作品修改而来的作品。比如，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外出求学时写的《七绝·呈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一说是日本人西乡隆盛写的，一说是日本僧人月性写的，毛泽东把原诗中的“男儿”改成“孩儿”，把“死不还”改成“誓不还”。准确地说，这不是他的作品。
毛泽东对自己作品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主题思想的改变。《念奴娇·昆仑》内容含蓄，不好理解。其中有一句：“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1958年12月，他自注道：“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此后，人们对这首词的理解趋于一致了。毛泽东分赠剑劈的昆仑山时，还想到日本人民，显示出博大的胸襟。这一改动使作品主旨骤然升华，赋予了全新的深刻内涵。
二是作品标题的修改。诗词标题，是诗篇的眉目，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毛泽东有些作品的标题几经变化。经过修改之后，作品的主题更加突出、明确。比如，《念奴娇·昆仑》曾经叫《念奴娇·登岷山》。《水调歌头·游泳》原是《水调歌头·长江》。《蝶恋花·答李淑一》先是《游仙》，再是《游仙·赠李淑一》，最后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
三是写作时间的明确。1957年《诗刊》杂志发表毛泽东18首作品时，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发表毛泽东《词六首》时，几乎都没有注明写作时间。1963年出版《毛主席诗词》时，毛泽东认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标注了每一首作品的创作时间。比如，《沁园春·长沙》是“一九二五年”，《菩萨蛮·黄鹤楼》是“一九二七年春”，《西江月·井冈山》是“一九二八年秋”，《沁园春·雪》是“一九三六年二月”。这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深刻含义。
四是前言后语的删减。《七律·登庐山》原有一则小序：“1959年6月29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红日方升，成诗八句。”这样的文字，尽管交待了写诗的过程，但是对把握作品的意境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反而局限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作品发表时，毛泽东把这句话删除了。
五是作品结构的调整。《采桑子·重阳》原稿是：“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作品发表时，毛泽东把上下阕的顺序进行了互换，前后颠倒。经调整之后，作品从议论开始，诗意突兀挺拔，一下子把读者带入了作品意欲表达的思想深处；以写景结尾，能触发读者遐思，读来韵味无穷。
六是整个诗句的变换。在不同的毛泽东诗词作品手迹中，有些句子变化很大，有些属于文字内容的调整深化，有些则是诗句寓意的完全改变。
《忆秦娥·娄山关》中“长空雁叫霜晨月”一句是从“梧桐树下黄花节”修改而来。《七律·到韶山》最后一句“遍地英雄下夕烟”，曾有“遍地人民百万年”“人物峥嵘胜昔年”两种说法。再比如，《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一句，原来是“到处男红女绿，更有飞流激电”。很显然，修改之后的句子，更加生动形象，更加富有韵味。
七是个别字词的完善。《西江月·秋收起义》“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一句中，“匡庐”原作“修铜”，指江西省的修水、铜鼓，“潇湘”原作“平浏”，指湖南省的平江、浏阳，都是县的名称，过于写实。修改之后，用名山秀水来代表地名，更富有诗情画意。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高路入云端”中的“高路”，原稿中是“高树”。树是自然生长的，路是人工修筑的。由“高树”改为“高路”，与前面一句“旧貌变新颜”相呼应，直接显示出“三十八年过去”之后沧桑巨变，和作者重上井冈山的主观感受也更加吻合。
八是个别错字的更正。《菩萨蛮·黄鹤楼》第一次发表时，“把酒酹滔滔”中的“酹”字写成了“酎”字。“酎”是名词，指经过两次或多次酿制的酒，“把酒酎滔滔”不合逻辑，这显然是“酹”字的笔误。“酹”是动词，指把酒洒在地上，表示祭奠和起誓，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樽还酹江月”一句中的“酹”字，就是这个意思。 把“酎”改为“酹”，才符合句法，才能准确表达出悼念革命烈士的心境状态。
《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遗矢”中的“薜荔”一词，原稿作“薜苈”。薜荔是一种蔓生植物，而“薜苈”不能相互搭配，语意含混不清，修改之后表达杂草丛生的意思，问题迎刃而解。
九是标点符号的变化。《诗刊》杂志1957 年发表《菩萨蛮·黄鹤楼》时，下阕为“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而在1963 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改为“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前一句的逗号改成了问号，突出了“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那种迷茫与困惑的心情。后一句结尾的句号改成了感叹号，语气更加肯定，情感更加强烈，态度更加坚决，更好地烘托出毛泽东“心潮”澎湃激昂的精神状态。
《水调歌头·游泳》“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一句中间有个逗号，它的位置挪动了好几次。有时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有时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反复权衡后，才确定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自己反复斟酌修改，一诗千改始心安
现在我来谈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如何修改诗词？
毛泽东修改诗词，具体情况很复杂。有的是随意而为，有的是刻意而为；有的是自己修改，有的是请专家帮助润色，有的是采纳读者建议而进行完善。
第一、并非刻意修改，无心插柳柳成荫。
毛泽东诗词作品字词句篇的丰富变化，有相当一部分都呈现在他的手迹当中。他的很多作品都留有手迹，有的还留有多件手迹。比如，《七律·到韶山》有两件手迹；《贺新郎·别友》有三件手迹；《水调歌头·游泳》有四件手迹；《念奴娇·昆仑》有五件手迹；《沁园春·长沙》有六件手迹；《沁园春·雪》有十件手迹。
这些手迹都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心情状态下，出于不同目的为不同的人题写的。他并不是对照诗集一字一句照抄，而是凭记忆，凭印象。加上他书写诗稿时，已经时过境迁，文字感觉和思想认识，可能发生了微妙变化，出现文字差异也在情理之中。
比如，把《沁园春·长沙》“层林尽染”写成“层峦尽染”，“到中流击水”写成“向中流击水”；把《七律·长征》“万水千山只等闲”写成“万水千山似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写成“最喜岷山千里雪”把《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牢骚太盛防肠断”写成“牢愁太多防肠断”；等等。这些字词比较接近，诗句含义没有实质性变化。
有的时候，诗句的变化比较大。比如，《贺新郎·别友》“人有病，天知否”一句，有的手迹为“曾不记：倚楼处”，有的手迹为“重感慨，泪如雨”。再比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第二、三件手迹写成“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第四件手迹写成 “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挥长戟”。这种情况可能还和作品没有完全定稿有关。
第二、自己反复斟酌，一诗千改始心安。
1956年底，中国作家协会任筹办《诗刊》杂志，徐迟等人搜集到社会上流传的毛泽东八首诗词，编委会特意致信毛泽东：“因为它们没有公开发表过，群众相互抄诵，以致文句上颇有出入。有的同志建议我们：要让这些诗流传，莫如请求作者允许，发表一个定稿。”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对作品进行了逐一校正，还另外提供了十首作品，回信说：“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1963年，在70寿诞来临之际，毛泽东将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汇集起来，除已出版过的21首诗词外，增加了《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发表的6首词，还补充了10首从未发表过的作品。他倾注大量心血，对这些诗词做了一次全面校订。这就是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据吴旭君回忆：从1963年3月至1973年冬，毛泽东对全部诗稿重新看过数次，对有些诗词作过多次修改。修改都由吴旭君作记录，等到推敲好的句子定下来之后，毛泽东再亲笔写到手稿上，然后叫她把修改记录烧掉。1973年冬天，他又叫吴旭君把全部诗词抄写一遍。毛泽东又作核对。如此反复，足见毛泽东对修改作品的重视程度。
第三、诚请专家斧正，采得百花酿成蜜。
毛泽东修改诗词，不是闭门造车，而是集思广益。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出版之前，先印了一些征求意见本。1964年元旦，毛泽东委托田家英邀请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郭沫若、臧克家等诗人，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会议桌上，摆着毛泽东写的几张条子，一张写着：“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一议。”臧克家把事先准备好的23条意见交给田家英。诗集出版之后，臧克家发现毛泽东采纳了他的13条意见。
《七律·登庐山》“跃上葱茏四百旋”一句，原先是“欲上逶迤四百旋”，郭沫若认为“‘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似有踯躅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而“热风吹雨洒江天”一句，原先是“热风吹雨洒南天”。郭沫若“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协谐。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后来的定稿，显然是参考了郭沫若的意见。
《沁园春·雪》“原驰蜡象”中“蜡”字，原先是腊梅的“腊”字。臧克家建议说：“如写作‘蜡’字比较好讲，‘蜡象’正可与上面的‘银蛇’映对。”毛泽东点头说道：“好，那你就替我改过来吧。”这样一改，更加形象，诗意也更浓郁了。再比如，《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中的“咒”字，原先是“哭”字，这是根据湖北省委副秘书长、作家梅白的意见改的。毛泽东还对他说：“你是我的‘半字之师’。”
第四、采纳读者建议，听取溪流动地声。
《七律·长征》原有“五岭逶迤腾细浪”“金沙浪拍云崖暖”。1952年元旦，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教授致信毛泽东，建议把改后“浪”为“水”。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批注说：“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1957年初，《诗刊》发表毛泽东18首诗词作品后，复旦大学一名学生、江苏省泰县一个小学校长、福建省南平县的读者陈治等人，专门致信毛泽东，指出《菩萨蛮·黄鹤楼》中“把酒酎滔滔”中“酎”字，是一个错别字，应该用“酹”字。毛泽东看完后，让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所提意见是对的。
不恃才傲物，虚怀若谷博采众长
现在，我来谈第三个问题：从毛泽东修改诗词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
了解毛泽东修改诗词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毛泽东诗词的完善过程和深刻内涵，更好地把握毛泽东诗词创作成功的内在原因，特别是能够促使我们去感悟、去学习毛泽东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虚怀若谷的学习态度和尽善尽美的艺术追求。
第一、毛泽东对待作品精益求精，从不敷衍了事，而是一改再改，力求完美。
唐代诗人贾岛在“僧推月下门”和“僧敲月下门”之间不断推敲、锲而不舍的典故，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它不过是历代文人墨客严谨、认真的创作精神的一个缩影。
好诗是写出来的，也是改出来的。能出口成章、一气呵成，当然了不起。但多数诗词佳作都是反复打磨而成的。杜甫《解闷十二首》诗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他的《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写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清代诗人袁枚《遣兴》也有“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这样的诗句。清代李沂在《秋星阁诗话》中，讲得更为明确：“作诗安能落笔便好？能改，则瑕可为瑜，瓦砾可为珠玉。”这些都是历代文人的经验之谈。
毛泽东继承了历代诗人创作诗词反复推敲的优良传统。他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认真，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一种作风。毛泽东对自己的诗作，既当真，又较真。他从来就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将其作为价值观念、政治抱负、奋斗人生和时代风云的真实写照。他对自己不满意的作品绝不发表；对已公开的作品，一改再改，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对艺术负责，对自己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
毛泽东深知诗词创作的艰难：“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1963年11月4日，他说：“有些诗不能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经过修改？甚至于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思想好，但文字表现不好……我要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一想。” 1958 年，他对梅白说：“诗要改，不但要请人改，而且主要靠自己改。放了一个时期，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好一些。这就是所谓‘推敲’的好处。”
第二、毛泽东评己诗作非常低调，从不骄傲自满，而是不断改进，不断提高。
1937年10月，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书中收入了《七律·长征》一诗，1938年2月，该书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七律·长征》是最早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从此，毛泽东的诗人才华名扬天下。
毛泽东的诗词成就举世公认，所获得的赞誉可谓登峰造极。柳亚子读了《沁园春·雪》之后，拍案叫绝，称“毛润之《沁园春》一阙，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郭沫若对毛泽东的评价是“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元帅诗人陈毅也曾以“看诗词大国推盟主”来高度赞扬毛泽东的诗才。
但毛泽东自己却很低调。1939年1月31日，毛泽东《致路社》的信中写道：“问我关于诗歌的意见，我是外行，说不出成片断的意见来。”1957年1月12日，他给《诗刊》主编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写道：“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什么特色。”
1958年7月1日，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给陈毅写信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为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唐代诗人张九龄《和黄门卢侍御咏竹》有诗句云：“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正因为毛泽东始终在姿态上、心态上、行为上、言辞上保持低调，从不自夸，从不自满，他才会如此平和淡定地去看待自己的作品，如此坚持不懈地炼字炼词炼意，可谓是千锤百炼。这是一种艺无止境的创作态度，更是一种自我修炼的人格精神。
第三、毛泽东对待诗友敬重有加，从不恃才傲物，而是虚怀若谷，博采众长。
毛泽东与很多著名诗人关系密切，比如柳亚子、黄炎培、郭沫若、臧克家等。他们都是声名显赫的文人骚客。柳亚子性格狂傲，但他对毛泽东也是心悦诚服。面对《沁园春·雪》，他由衷感慨：“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尔。”
毛泽东总是以开放的心态，与诗友平等交流，切磋诗艺。柳亚子、黄炎培等人每有新作，都会寄给毛泽东，毛泽东则以诗回赠，而回信中常常能够看到“录呈审正”这样的谦辞。黄炎培比毛泽东年长15岁，毛泽东信的开头总是尊称“任之先生”“黄任老”。毛泽东和柳亚子也有书信往来，有时抬头尊称“亚子兄”，落款则是“毛泽东上”。
1959年6月底、7月初，毛泽东写了《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1959年9月7日他致信胡乔木：“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于9日、10日致信胡乔木，反馈自己的意见建议。9月13日，毛泽东再次写信给胡乔木，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1962年 4月24日，在给臧克家的信中，毛泽东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1965年9月25日，毛泽东把《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送给邓颖超，附信说:“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征求诗友意见，态度之谦恭，言辞之恳切，真是令人肃然起敬！满招损，谦受益。诗友们被其真诚感染，也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建议。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宝贵意见也给毛泽东诗词增添了不少光彩。
第四、毛泽东对待读者平易近人，从不以势压人，而是闻过则喜，从谏如流。
人们喜爱毛泽东诗词，既有文学艺术成分，也有社会心理因素。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普通读者发现毛泽东诗词存在瑕疵，能提出修改意见，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错别字，不仅需要有学识，更需要有勇气。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出现这种现象，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博大胸襟和为民情怀。毛泽东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他的群众观点在诗词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心里始终装着读者。毛泽东说：“当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正是这种平等态度，使毛泽东能够认真对待和吸收读者的建议。这种可贵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永远学习。
好了，今天我就讲这些。感谢广大网友的关注。以上纯属个人观点，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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