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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锡民
诗人不乏神经质者,譬如我,竟因在华山脚下喝酒时的一盘荷兰豆去了一次荷兰。 三月下旬的荷兰春寒料峭,气候与同一季节的我国东北类似,我穿着厚厚的御寒衣服,心想,如果不来荷兰我应该出现在贵州的林家小小那里,我曾经穿着马甲和他在一个论坛混过,或者我会去丹东,或者我会去随便一个什么地方。 我出国的机会少,对荷兰的了解不比对荷兰豆的了解更多,只知道荷兰人足球踢得不错,朦胧中知道荷兰是伦勃朗和梵高的艺术圣地,郁金香的世界,风车的王国。其实荷兰还有一怪,就是河床比地面高,约四分之一的土地低于海平面,因此,这里的风车不是为了发电,而是用于排水。说道排水还有一个小插曲,一同到荷兰的我们四个纯爷们,四个诗歌爱好者在高速路服务区的卫生间结伴去排身体里的水时,一进去便傻了眼,荷兰人身高马大,男士的小便池安装的很高,按照地道战电影里鬼子的说法:“高,实在是高!”,夸张点说吧,小便池的高度几乎与我的脖子持平,我们不得不像小天鹅那样脚尖触底进行作业,我带头哼唱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诗友们则随着音乐的节奏起起伏伏,早知道这样,来之前应该去参加一个芭蕾舞培训班。 在阿姆斯特丹,我们“下榻”在一个农场旁的小酒店,一觉醒来,窗外是一望无际的草地,奶牛和野兔和谐地在一起吃草,荷兰的早餐奶很鲜,让人感觉,直接在奶牛身上吸吮也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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