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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闇门村记忆》作者:路庆
大西北的黄土高坡,春天的风卷着黄沙铺天盖地,天地一片暗黄色的混沌,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一股一股的土腥味儿,黄的地、黄的山、黄的河、黄的窑洞、黄的村落……黄的那么朴实,黄的那么亲切,黄的那么令人心醉。 出生在黄河之滨祖厉河畔,乌兰山脉善缘寺山下的我,十七岁离开生我养我的闇门村,迄今已有四十年了。如今,再次站在善缘寺最高处“上善若水”的照壁前,回首眺望家乡,俯瞰面貌巨变的闇门村,我思绪万千。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社稷。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祖宗。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恩情。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根本。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春天。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乡音。 四十年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在我心里,它依然是四十年前的容颜:黄土垒砌的院子、黄土夯实的窑洞、院子里晾晒的黄玉米、墙上挂着的红辣椒、邻居家院里的石凳、村委会的大喇叭、黄土与石子铺成的小路……还有我那些儿时的小伙伴,一个个像过电影一样闪现在脑海里。他乡易生白发,回首不见青山,我的小伙伴们,你们还好吗? 四十年前,我应征入伍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闇门村。四十年里,我魂牵梦萦,万般牵挂,儿时的伙伴、清澈的河流、还有那扇家的大门…… 小时候,我家住在善缘寺的山脚下,依稀记得,那里有座鼓楼,鼓楼下面有个门洞,叫做“圜门”,村里的人们每日里从门洞下经过,逢雨雪天还常常在圜门下躲避雨雪。后来,因为当时的人们没有文化,也不懂得什么保护文物古迹,圜门被村民们破坏的七零八落,先是拆砖给自家盖房子,砖拆没了就挖城墙土去垫猪圈,记忆里,我也挖过城墙土。再后来,圜门村被习惯的叫做“闇门村”了,在我看来,是为了让外地人认识,为“安门村”也好,取安安稳稳之意。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家乡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回忆儿时的伙伴多数也只记得小名,现分享给大家,一同追忆逝去的童年。 先从我家说起。我爸大名叫啥记不清了,好像是当过西关北街大队的村书记,西关人下地劳动,每每路过我家院子进院喝水时都管我爸叫“路书记”,我们村的多数人喊他“路家爸”,娃娃们见了他都喊“路大大”;我妈叫啥我也不十分清楚,反正一起玩儿的小伙伴都喊她“路家妈”。 父母离世早,对父母的记忆十分模糊。印象中二老一生勤劳善良,为了拉扯大六个子女,像苦河水一样,穷苦了一辈子,没有赶上过一天吃饱穿暖的好日子,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心酸。 我家兄弟姐妹一共六个。大姐叫“存存”,好像是因为在她之前还有个姐姐,没能活下来,父母寄望她能存活下来,所以父母给她取名“存存”。存存怎么出嫁的,我不记得了,后来大点儿的时候才听说,是当时城里的大姐夫拿半升小麦做聘礼娶走的。 大哥小名“得子”。估计是前面有过两个女儿,父母想要个儿子,果真得了个儿子,故取名“得子”。得子生性朴实善良、勤奋好学,是61年那届,靖远一中不可多得的高材生,好像还在村庙里的学校当过临时老师,后来做了村里的会计。据说62年的时候,大哥是靖远县唯一一个通过空军飞行员考试的人,可父母就是舍不得大儿子去当兵,为此我妈睡在炕上几天不吃不喝不起来,结果,得子飞行员之梦破灭,当了一辈子的农民,好在得子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到也过得丰衣足食。我觉得当时父母那么坚决的不让大哥当兵,想来是因为还有这些弟弟妹妹需要照顾的缘故吧。 二姐小名润花,是我家的“大总管”。那时家里穷,“大总管”主要是负责打扫院子、收拾屋子、看管家里的物件、带领弟妹挖野菜等等,经常因为干活的事打骂三姐跟二哥。可能是因为当时我还小,又或许是因为那时的我很可爱,反正二姐从没舍得打过我。只要哥哥姐姐们干活,我就跟在她们屁股后面跑,经常是她们忙的晕头转向,我跑的满头大汗。后来,发发妈来说亲,把二姐嫁给了她娘家独石头村的兄弟,她兄弟叫杨廷满,在面粉厂当工人,订婚时好像送给我二姐五元钱和一双当时最时髦的尼龙袜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五元大钞。 三姐小名“改改”,解放那年出生的,我小时候主要是三姐负责照看,因为怕被二姐骂,三姐得时不时抱着我背着我,可是二姐一不在家,她就把我放院子里的土地上,让我爬着。因为三姐贪玩,把我放在地上由着我自己玩,我又太小,所以抓起啥都往嘴里放,经常将猪粪、鸡粪、土块啥的当零食往嘴里塞,也因此,三姐挨了不少打。后来,三姐嫁到县城里的一户好人家了。 二哥小名荣得,小时候性格像女娃娃,爱哭、爱好看的、爱流个鼻涕,每天吃饭的时候,如果给他用了一个不好看的碗,他便会无端哭闹起来,说是大家欺负他,家里人哄劝半天,才一边抽泣一边吃着稀汤面条,时不时的还咳嗽两下,有时候我看他哭得那么可怜,也会把自己手里的好碗递给他用,让他别哭了。二哥高中没念完,便被照顾去了铁路上工作,后来,通过自由恋爱,娶了个同在铁路工作的城里姑娘,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我的小名叫“得荣”,是家里最小的娃娃,也是父母最疼爱的碎儿子。小时候别看我在家里倔头霸脑、蛮不讲理,其实我胆子特小,在外面从不敢跟人打架、也不敢偷吃别人家地里的瓜果。在村庙里的学校由贾世渊老师教到三年级后,转到了西滩小学,后来考上了靖远师范中学,升高中的时候,家里艰难,问大哥还上不上学,大哥的回答是,你看着办。我知道大哥不易,毅然决然的放弃上学,回村里务农了。十六岁那年,宁夏部队来县里征兵,我组织几个同学把征兵驻地——师范学校的教室打扫的干干净净,直到那些征兵干部离开,也不知道是哪个“雷锋”做的好事。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积极报名,填表、体检、验材料……按照正常情况,我是有入选资格的,一来我家是中农成分,有分配比例;二来那年我刚满十六岁。我信心满满的等待着入伍消息,可是左等右等,不见大红的入伍通知。一天天不亮,我便跑去西滩大队找接兵排长,好像他那时刚起床,愣头愣脑的我便闯了进去“首长,这次新兵入伍有我吗?咋还不发通知啊?”排长先是一愣,然后站在炕上,拿出一个红旗本,找到我的名字,居高临下的对我说:“娃,你太小了,年龄不够啊。再说你家是中农成分,这次不能带你走……”顿时,我便泪如泉涌,无助、伤心、迷茫,一时间,我没有了方向…… 那一年,村子里的帅哥许振武光荣入伍了,而我默默地回到闇门村当起了农民。 和许多的成年人一样,十六岁的我在生产队里拉粪车、浇地、刮麦子、平地、挖地、挣工分;收工后回自家地里的农活更多,大哥布置任务,二哥和我干活,后来二哥当工人走了,地里就我跟大嫂劳作。生产队里有个民兵连长王之深。平日里他带领大家干活,经常爱说“毛主席说什么什么”,要不就是“主席教导我们怎么怎么”。当时我心里那个佩服啊,觉得王连长说的那些话都是最高指示,凭着这些最高指示,我憧憬着自己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好好劳作,当一名优秀的农民。那时候的我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凌晨两点多起床。三点来钟就上麦地里刮麦子,一干就是一天。干到中午十二点左右,用麦捆做个乘凉的地方,掏出自带的馍馍就两口凉白开就是一顿午饭了,有的时候奢侈一下,会喝点用色素跟糖精勾兑成的汽水解解暑。下午把刮好的麦子装上架子车,拉回村里,卸在场院,一天的农活才算结束。从麦地回村里,一路都是土路,车轮时不时陷入黄土之中,遇到上坡,我咬着牙,拼命使出浑身的力气,才能将车子拉上坡道,汗水和着泪水掉在干枯的黄土地上摔成八瓣儿,倏地不见了踪影……当时我挣得工分是六分,也就是说干一天活能挣六分钱,刮麦子一亩地挣十个工分,那叫一个累呀!常常腰疼的直不起来。那时抢收麦子还有一个特别鼓舞人心的口号,叫“龙口夺粮”(与毛主席的“人定胜天”有异曲同工之处),主要是怕下雨庄稼烂在地里。到了冬天,我的工作主要是套上毛驴车给地里送粪,也是得凌晨三点多钟起床,套车、装粪,中午前必须拉两趟。生产队里最轻的农活好像是跟着大人们去地里浇水、巡渠。那个时候,每到劳动休息时间,我就会躺在土坡上晒太阳,看着不远处开过的绿皮火车,心里就想,我啥时候要能坐上火车离开闇门村,该多好呀! 1973年11月,通过层层考核筛选,我终于光荣地入伍了。那时,我不知道当兵还有许多的兵种,只是一门心思想参军,想有个能吃饱饭的地方,哪怕是在部队喂猪都行,参军的决心非常大。同年12月26日凌晨,我跟随征兵干部先乘汽车到了兰州,又换乘火车来到我人生的第二站——陕西韩城,从此,开始了我独自在外闯荡的人生。 创作于二0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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