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往事干杯

东山峰人88

与往事干杯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23164/wps3.png

撕下寒露的日历纸，霜降的刀锋已悬在月历第十九道折痕。秋雨裹着碎冰碴子，把初冬的楔子一寸寸钉进骨缝。暮色在窗棂结出霜花时，云絮吞吐的残月如银币卡在命运齿缝，银杏拓在玻璃上的水墨，原是秋风从积水深处打捞的遗诏。

霓虹在混凝土幕墙上流淌，像打翻的荧光试剂，蚀刻出都市肌理颓废的美感。翻页的《百年孤独》

在桌面洇开深褐年轮，恍惚听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羊皮卷上沙哑低语：“所有灿烂终将以孤独为注脚。”

六十岁的静脉里，早有人悄悄撒了把氧化铁。记忆的磁带总在子夜卡带，嘶嘶回放着六十年代的梅雨季——红墙青瓦房顶漏下的月光，父亲咳出的血锈在搪瓷缸沿结成褐痂，而母亲总在昏暗油灯下拆解旧毛衣，将往事编织成新的经纬。此刻我向虚空举杯、与往事干杯，任文字如钎子凿开骨缝，救赎所有被时光碾碎的叹息。

我并非喜欢反复咀嚼过去那些酸楚灰心的往事，只是今夜的孤独，与阴沉的天空和半弯的月亮相映成趣，所散发出的情绪，勾起了我对 1964 年政治气氛浓厚热烈的“社教”运动（即“四清”）以及后来“文革”中关于对待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感触与困惑。

实事求是的说；阶级成分划分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为推动社会变革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也带来了诸多复杂的影响。

为此，有必要摘录 1968 年 9 月 21 日《解放日报》上刊登的《给出路的政策是无产阶级政策》一文：“无产阶级的政策历来是：第一，注意阶级成分；第二，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这种“划分阶级成分”的特定指称，带有彼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复杂的、不易为后世所理解的感性意义。尤其是“重在政治表现”这一节点，在落实到位上仍存在诸多局限性，让经历过那代的人不禁扼腕唏嘘。

当时“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是“文革”期间耳熟能详的党和国家政策。但在社会生活的实际层面，“有成分论”是赤裸裸的社会现实，“不唯成分论”却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唯成分论成为那个

时期主导国人社会生活的主要政策方针。

基于唯成分论，社会上涌现出了诸多指称“另类族群”的名词，至今我仍能脱口而出：“四类分子、五类分子、牛鬼蛇神、二十一种人”。最后一种称谓涵盖范围最广，首次见于 1967 年发布的“公安六条”。鉴于这些定义，足以让我这个出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感到恐惧与自惭形秽。

血统光谱在1966年纬度线上折射，社会棱镜将人群衍射成不同波段的粒子流。我躺在阶级分析仪的载玻片上，成为一株标明"待驯化"的标本草，根系在重力梯度中徒劳地寻找伦理矢量。

尽管当时我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但内心早已对现实的政治生态环境噤若寒蝉。一个沉默失语、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群体，却屡屡被卷入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中，成为被整肃的对象，不过是充当了政治纷争的道具罢了。

在历史的轨迹中，少年们被赋予新的意义。母亲的眼睛如同敏锐的探测器，父亲的脊背在时代的压力下弯曲。而我的声音，早已在岁月中变得麻木，在每一次政治运动的混乱中，默默记录着那些被忽视的人性本质。

我不敢抬头看天。那年月人人胸前都别着隐形成分牌，"重在政治表现"六个字是我唯一的浮木。在批斗会的漩涡里扑腾久了，连检讨书都浸透了格式化的苦咸——如今翻开那些工整的钢笔字，还能摸到字缝里渗出的惶惑。

血统像烙在脊梁上的火印。食堂打饭的铝勺会掂量你的出身，操场列队时连影子都有深浅。红五类子弟的蓝布衫总比旁人挺括三分，他们递过来的搪瓷缸里，连白开水都飘着红糖香。而我们这些"可改造对象"，连咳嗽都要压低成气声，生怕惊醒了墙上标语的红油漆。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23164/wps4.jpg而黑五类或黑七类（后加资本家和文革时期的黑帮）子女，在入团入党、毕业分配、招工、参军、提干、恋爱和婚姻等方面都遭受歧视。这种社会现实对个人的反作用力，远远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甚至让生活变得举步维艰，那种命途多舛、造化弄人的感觉，成了我身后几十年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能理解人生中的诸多苦楚，也尝过社会对我的偏心，更看清了过去组织和单位上的有意疏远，以及儿时和青年时期伙伴关系的终结，究其根本，都是那条从前微弱但后来宽深的阶级成分划分和意识形态、社会观念的深沟所致。

所以，我深知公平与自由的另一面是孤独与卑微。即使年少，我也能从浮躁的世界中，用自己独一无二的年幼视角来观察这个社会政治生态。

已过甲子之年，按理早已不再过分关注外貌、年龄、职业和过去的坎坷，但在每一个年龄阶段的寻常生活中，因为那些创伤深埋心底，偶尔还是会涌起岁月的疑惑和沧桑感，伤感袭来时，仿佛快要窒息，好累，心痛。而最为直接的，就是会令人联想起曾经拒绝和批判视野中的蹉跎岁月，尤其是“文革”时的梦魇年代。

童年、少年时代，小学尚未毕业，阶级成分的划分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我，似乎瞬间陷入了一片狼藉。周围的政治空间里，充斥着窥视、冷眼、窃窃私语和讪笑，让我无处遁形。

在此，有必要对“划分阶级成份”做一个简单介绍。它是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1950 年 8 月 20 日，政务院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全国农村全面开始划分阶级成份。按规定，凡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为地主，其主要剥削方式是收取地租；占有或租入土地、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参加小部分劳动但主要以剥削雇佣劳动为生的为富农；占有或租入土地、有相当工具、直接从事劳动并以此为生的是中农；租入土地来耕作、有不完全工具、受地主、富农剥削的是贫农；全无土地和工具、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是工人（含雇农）。同时，《决定》明确：18 岁以下的少年和在校青年学生，一般不划成分，只划分家庭出身；地主、富农在土改后服从法令，努力生产，没有反动行为连续 5 年与 3 年以上者，可按有关程序改划成份。

新的“划分阶级成份”政策犹如一座大山，横亘在我们面前，彻底取代了过去社会公平公正价值观的位置，我们被无情地抛在社会的一隅，在阶级斗争的运动中，可以轻易地找到那些卑微的身影。

综上所述，成分的划分简单粗暴地将所有的富人，不管其道德高低、善恶与否，都划分为地、富、反、坏、右；把所有的穷人，不论其道德品质如何，一律划分为工人、城市贫民、贫农、下中农。划分的结果是两极分化，出生好的即所谓“红五类”，从此头顶上戴上了一顶家庭出身“好”的光环。而地主、资本家、富农则截然相反，从此头顶一顶“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帽子，被重重地压在心底。

我出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能接受高等教育，家中必定有财力支持，而有财力的人在当时往往被划为地主、资本家之类。但我生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思想上满是爱国爱党之情，真心拥抱社会主义社会，父母也一直鼓励我好好学习、听党的话。多少次，我仰慕“红领巾”却只能低头不语，看着“红卫兵”臂章满是羡慕，闪光的团徽上淌着我的眼泪，党员的身份更是遥不可及。参军、读书、招工都被拒之门外，此后，我只能在被排斥的环境中黯然伤神。

于是，我灵魂般地祷告，祈求宽恕那些带有旧阶级烙印的痕迹不要跟随我，然而，昨日社会沉沦于宿舍、学校少年时代的伙伴们，却面面相觑，依旧彼此充满了成分划分的仇恨，表面厮守，背地里却被指指点点。房门口被人贴上父亲被揪斗挂牌的照片，一句“你屋里被抄过家”的话，顿时让我肾上腺素猛增，心跳与血液流动加速，然后哑然失色，悄悄地收起年少顽皮打架的习性，变得沉默寡言。

不同于 50 年代关于划分阶级成份的漏洞和不温不火的措施，阶级斗争的动向此次似乎并不打算再“留有余地”。经历过最初的徘徊和踟蹰之后，一向对可以教育好子女的怀柔态度，让我“处易备猝”的事件接二连三汹涌般袭来，最终冲垮了我年少惴惴不安堆起的心理防线。

事情变得比 1968 年被“抄过家”还要糟糕。父亲被打成旧知识分子、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关押在单位猪棚里，工资也被扣发；母亲也难逃厄运，检讨、批判会和“挂牌”少不了她的参与；两个姐姐被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家里只剩下我和哥哥两人，每个星期一元钱的伙食费成了我们全部的生活费用开支，就连走路、说话我都得小心翼翼，一不小心就生怕被别人抓住把柄上纲上线。

记得有一次去附二医院挂号，出门后看见厕所旁围了许多人，听说是此地出现了“反动标语”，为避嫌，我马上绕道走开，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即使平常讲话，也得非常小心，必须在前面加上定语，比如说“天气”变了，你得说“今天天气会变”，而不能说“今天会变天嗒”，否则就会厄运当头，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自从父亲被关和“抄家”以后，我总是非常小心谨慎，害怕不安到了极点，年少的心灵里有种崩溃的感觉。懵懂之年竟要与政治运动的邂逅，再到遭遇人性丑陋之间的演变。这一切，让我措手不及。我抬头看着天空，再环顾四周，儿时出生好的伙伴有的都戴上了红小兵、红卫兵的符号，年纪大一些的进了工厂甚至参了军，而他们的家长都是工人驻校“宣传队”的掌权代表，就连他们在宿舍走廊上走路的声音都带着趾高气扬的响声。而我已是万念俱灰，只能放弃，涂白梦幻的记忆。就连自己身边的母亲也被集中到河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学习，咫尺天涯，我也只能悄悄地躲在父母被隔离的日子里偷偷地哭泣。

1972 年，初中毕业后，16 岁的我便下农村当了知青。为了“将功赎罪”，我将从未干过苦力活的身体拼了命地去表现，挑比别人更多的土，扛比别人更重的东西，比别人出更多的工，连我回城的鉴定表上记载的一至十月份出工天数为 286 天（包刮春节探亲假）。我所做的这一切，无非是想得到灵魂的救赎。虽然有时候意识处在垮掉的边缘，但我仍然咬牙挺住体力劳动的摧残。最令我难以忍受的，还是政治上的歧视、精神上的孤独以及文化知识的缺乏。

透过那些岁月的真实感受，我感觉自己每走一步都是负重而行，青春还没来得及回眸，就被雨打风吹零落去。历史在身上鞭打出深深的伤口，折射出那个时代对人性欲望和需求的扭曲及压制。我懂得了幸存的可贵，知道只有亲身经历了苦难，才会懂得不让苦难重来是多么重要，才会看清当时社会太多的颠倒黑白和人性随波逐流的堕落。

其实，在输给家庭出身的流年里，我已经完完全全褪去了年少的懵懂，脱去了青涩的朦胧。在劳动的改造中，我本想把旧知识分子出身的烙印放在灵魂炼狱中得到彻底的净化，仿佛间，自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青年农民形象。

说实话，三年的知青生活，数年的世界观改造，还是难以适应阶级“成分划分”的巨大压力。一次次出色表现，一次次信心满满，却又一次次落入不受信任失败的幽幽深谷。我望着自己入团申请表格的“泥牛入海无消息”，盼望着想当兵入伍填写的血书，都被满目红叉的“成分不合格”而抛弃，年代的敏感性在此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无情的委屈，一个个像要张牙舞爪地冲来，闯入我的心扉，将我的自信心一点点地啃噬。

可即便迷茫尴尬，我整个年代里所遭遇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承诺，都因“成分划分”变得富含深意。究其因，无非是打上了旧阶级烙印的人，由此而很难或者根本不会被信任，落实到我整个生活背景中却是永恒。所以很难把它从历史中剥离出来，而且发觉它们势不可挡，以至于我自己渐渐产生了认同，渐渐成为我当时最为悲切和沮丧的情绪。

还是那年的深冬，冰雪覆盖了整个山峰，坐在清冷的冬日下，我默默泣然，想起自己的家庭出身，不由得摇头哀叹，发现日常生活背后的还是一群群飘忽不定的“唯成分论、血统论盛行形式”的幽魂，或者说我的一切前途，都被带有封建时代贱籍翻版的成分论政策堵死。不管我再怎样图表现，再怎样洗涤自己的灵魂，成分论政策的实行，限制了出身不好的青年进入社会上升通道，并持续了整个一代人的时间。

前述从我读小学入不了“少先队”“红卫兵”两波摧折高峰，到后续入不了“团”参不了“军”等，也无不如此。尼采说过：“极度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后解放者，惟有此种痛苦，才强迫我们大彻大悟。”回归当下，人变得成熟、自觉以后，逐渐会意识到人生其实从来不曾离开过磨难而只眷顾自己。无论是我的出生、我的成长、我的相爱还是我的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苦难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我生命的一隅。我想，生命中，许多人都经历过异样的磨难，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想尽办法去抵御或者去面对，最后甚至可能还会延续自己的说不清的烦恼。也许，苦难是造化对生命的诅咒，只有理解与包容才是化解的唯一出路。

话说回来，注重出身本来就是这个社会的常态，好歹建国以后的出身论是按照阶级而非具体家庭成员来判定，已经算是一种尝试。如果只是当事者或是其本人戴上这顶帽子也就罢了，任其“自作自受”，然而，可怕的是他们整个家庭尤其是子孙后代却要为这顶帽子“负责”到底。并且从娘胎里呱呱坠地，“地富子女”“地富出身”的紧箍咒已经牢牢地套在我们的头上了，闪着“阶级火花”的烙铁就在我们身上烙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痕迹。我们从开始上学的那一天起，入学登记表上“家庭出身”一栏就已经注明了自己的身份，注定了我们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地富出身”也将随着我们的逐渐懂事而日益严重地在我们的心灵上投下愈来愈大愈来愈重的阴影；而在以后的升学、工作、招兵、提干、结婚恋爱等方面更是困难重重，“家庭出身”栏中将永远世袭着我们父辈祖辈的“身份”，不管我们走到哪里，这顶铁“帽子”（档案）将跟到哪里；也不管我们有“辜”也罢，无“辜”也好，只要自己的出生撞上阶级斗争成分纯洁的平台上加霜，平台爆雷之后，我就只能处在惶恐与煎熬之中了。

推此及彼，当我再回首时，沉淀的不只是记忆。那些惨烈如风的往事，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都在冥冥的思索中飘然而去，悲欣交集，人生之感悟。当一个人拥有了足够的生活阅历，就能对一切事件，以及一切人与事的奇葩，包括更诡异的状况，都能淡定地听、看、触摸，不是麻木了，而是善于理性与平静地对待。

历史总是被人写错，因此总是需要重写。实践证明过去“成分划分论”的政策并不成功，它的终结，掀开了新的一页。这一页翻得太艰难，太痛苦，太波折，太沉重了。

因此我想，那时之所以重视“成分划分”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所造成的，但是过于重视就会造成偏激，极端化。从 1950 年到 1979 年，我们国家的所有人，一生下来就被定有阶级成分，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家庭出身的概念逐渐淡漠，“黑五类”这一政治用语也不再使用。中央给地主、富农摘帽子，取消地、富子女的阶级成分，是一个划时代的人性化大进步。

环视宇内，历史发展的进程，都是起伏跌宕、错综复杂而又漫长，它贯穿了从我少年、青年到拨乱反正，让一个悲剧有了昂扬的走向，有了我们“黑五类”子女最出人意料的后来。

改革开放长达四十多年，如今，历史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端正思想路线着手，召唤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这一切，既照见着我个人的奋斗之路，又从总体上照见了国家的奋斗征程。

提笔的思绪不由得告别那段坎坷的回忆。1985 年时，由于政治环境的巨大改变，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入了党，接受了高等教育，拿了大学文凭，还有自己几十万字的文稿，车也换了几部，房子也越住越大。如今，我已退休在家，生活过得比较惬意，因此，我让过去的认识和看法故作鸟兽四散。现在我对“家庭出身的回味与思考”就是：自己是谁，余生想获得什么，并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过去所发生的那些事都是因为历史重现而无法避免的插曲而已。

这一路走来，心中难免会积累很多遗憾，其实，这都是那时的一种政治社会常态，虽然难以掩饰，但很多时候我无法反抗什么，更无法去更改什么，只能保持一颗积极的心态，不停地朝前走去。相信生活不会一直对我不好下去的。

《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政策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我自己也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有所转换，对过去有了重新的认识，有了思想的进步，对生命有了更清晰与客观的理解，还有了由浅入深的人生转换。人的一生，相对人类的历史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一生也只是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而已。我不介意将自己的经历放在烟火气息里历练，因为这才是人生最真实的样子，经得住不断打磨的缘分，才值得一生守护和珍惜。

夜依然深沉，淡然放下；放眼释怀笑对万物，为何还要回眸乱了思绪呢？人尤其是到了晚年，经历过前半生的浮浮沉沉，也应该看透了这世间的落寞与繁华。如果自己还看不惯差异化，大概不是这个世界太缤纷的缘故，而是内心的包容还不够大，骨子里的格局还不够宽，一份智慧和涵养还不足以支撑起纷乱的生活节奏。

最后请记住别林斯基一句话：“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莲花王子

在历史的轨迹中，少年们被赋予新的意义。母亲的眼睛如同敏锐的探测器，父亲的脊背在时代的压力下弯曲。而我的声音，早已在岁月中变得麻木，在每一次政治运动的混乱中，默默记录着那些被忽视的人性本质。

莲花王子

改革开放长达四十多年，如今，历史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端正思想路线着手，召唤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这一切，既照见着我个人的奋斗之路，又从总体上照见了国家的奋斗征程。

欣赏

香儿

欣赏佳作，问好。

风萧^易水

学习欣赏，祝笔丰

风飞扬

拜读欣赏，感谢分享佳作，祝创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