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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活动》作者:路庆
那时候的文化体育活动不多,村里的寺庙是大家经常活动的场所。后来寺庙中间的房子改造成了教室,用水泥垒了桌子,凳子,夏天还好,凉凉快快;冬天就不行了,很冷,冻得娃娃们直跺脚、搓手。两侧的耳房依然供着佛像,一侧供奉着大佛像,门窗用土封着,不让进,文革的时候,城里来了红卫兵,踹开门,把神像抬出来,砸碎了,我也是当时的见证人;一侧是小佛像,也放一些学校的办公用品,开始觉得有点害怕,后来每天去打扫,感觉和“姥家”一样,很亲,这是我与佛文化结缘的开始。 那个年代最主要的文化就是红色文化了。红五星、红像章、红袖标、红领巾、红标语等等,周围的一切都是红色的。村里的巷道、公路边、挨家挨户的墙上,到处是生产队写的革命宣传画、革命标语、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等等,写的最多的格式就是左边墙写:毛主席万岁,右边墙写:共产党万岁。当时年纪小,这么一看,总以为毛主席和共产党是两口子了。那时候总觉得毛主席是神仙,有毛主席在,啥也不怕,就是对能活一万岁有点儿疑惑。 现在能记起来的标语还有:“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雒忠家的后墙上写着“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兵民是胜利之本”、“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等等。当时村里到处都是标语,一天能看几十遍,自己理解的意思就是“让干啥就立即干好啥”。 小学一年级时,我被贾老师选为西滩大队文艺演出队的小演员,也是唯一代表闇门村演出的演员。正式演出那天,我的衣服又烂又脏,实在太给村里丢脸,就借了发云的外衣当演出服。发云是雒家的,嘴大大的,比我大一两岁。裤子烂点儿,节目演的好就行。 那时候讲解演出节目的,不叫主持人,叫报幕员。当报幕员说:“快板书《我队有个王叔叔》,贾世渊老师作词,得荣演出。”上台后才发现戏台很高,台下人很多,黑压压一片,紧张的我手心直冒汗。先把快板打起来,在台上走了一个来回(假装向观众示意,实际上是稳定情绪)才开始说词:“我队有个王叔叔,起得早,睡得晚,饲养圈,管的好,毛驴喂得肥又壮,耕起地来跑得快,庄稼长得大丰收,全村老少都吃饱,好好学习长身体,人人都说王叔叔好。我们热爱王叔叔,热爱王叔叔。”鞠躬谢幕,演出成功,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激动的我怎么下的台都不记得了。演出完,二姐,三姐换着背我,二哥也跟着立马撤退回家,好像围着个大英雄一样。回到家,二姐让我脱下发云的衣服,我腻腻歪歪不想脱,二姐说,发云把衣服借你了,现在还在被子里爬着呢,演出都没看上。脱去“演出服“,我那沾满鼻涕痂的毛袜袖口再次露了出来,以前不觉得,此时格外刺眼。 自打演出成功后,我天天腰里别着快板,到处给人表演。先给许家妈、许家爸演,有时到下巷去演,有叔叔大爷、大婶姐姐们喊住我,让说段快板时,我就痛痛快快的给说。贾老师还特意领着我去驴圈里给主人公——陕西逃荒来的王叔叔表演了一次,王叔叔特别激动,把多年省吃俭用,不知道存了多久的积蓄全拿出来,给我们学校的每个娃娃买了一根铅笔,一册好看的写字本。得荣会说快板,一时间我成了闇门村的文化名人,村民们一见我就喊:“得荣,说段快板。”,那待遇跟现在的赵本山、范伟有一比了。尤其记得许振武的嫂子,我们也叫嫂子,逢人便说,前两年得荣还饿的哭天抹泪了,你看现在,都会说快板了。 回想起童年,人穷吃不饱,穿不暖,可是没想法,人就该如此,不怨天,不怨地,不抱怨,自然正常简单。那时候的体育活动有跳方块、踢毽子、跳绳、耍水、滚铁环、翻烟盒、打炕炕、掏鸟窝、灌老鼠。朴素的生活中蕴藏着无穷的乐趣,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一伙也长大点了,开始跟着大人们凑热闹。期初是跟着宣传毛主席语录,天不亮时,只要听见城里打鼓、吹喇叭,就知道毛主席又发来最新指示了,(那时总认为毛主席每天都在操劳国际大事,只有半夜才有时间忙国内的事情发出最高指示)。穿着烂棉袄、烂鞋子,没命的往城里跑,捡几张花花绿绿的印着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宣传单回来,便开始挨着到每家每户去宣传。后来好像是岁春,玉凤还是虎连几个人,组织我们这些娃娃们跳舞,晚上到每家每户表演。那时候村里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昏暗的煤油灯下,也看不清炕上坐了几个老人,娃娃们就跳起来“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向前,向前,向着最后的胜利。”舞跳完,还有香兰,碎春、兰兰们唱歌,最后压轴的肯定是得荣的快板。我记不得了,有一年在庙里学校唱大戏,秦腔《三世仇》,剧情很苦,贾汝林在台上唱得声情并茂,随着剧情眼泪止不住的流,乡亲们在台下也跟着他的唱腔,泪眼涟涟,那些看戏的大姐姐们都哭着说:“这贾汝林真可怜了。” 我想,也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充实感冲淡和平衡了那个时代食物和物质的简陋及匮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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