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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草原公主 于 2016-4-1 10:56 编辑
江湖人物志
一 芦艳平 芦艳平老了。 毡帽下面的齐耳短发已经全白。上身的马甲、下身的长裙裹着瘦高的身体。酒红色的长筒袜配上一双红凉鞋,透着某种时髦,但却是过了气的那种。远远看过去,有点西部牛仔的气息。夏天不见穿得少,冬天不见穿得多。凑近看的话,干瘪的失了水分的脸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某种狂热的激情支撑了这个已近枯槁却仍要坚持下去的身体。 芦艳平是公园里的演讲者。 无论春夏秋冬,她总是带了自己的家当——写满了各种政治观点的大字报粘到公园某棵树下的花坛那里。每一次,她先把大字报贴在周围几棵树的树干上,然后站在花坛的水泥围栏上,清清嗓子开始演讲。内容全与时政有关,什么台湾闹独立了,什么新疆动乱了,什么食品问题了,还有前段时间的钓鱼岛事件。她符合一个演讲者的全部条件:激情、嗓音、耐心、毅力等等。 只是,她周围的环境这样与她不相配。吹拉弹唱的老年人、到处奔跑的儿童、随意走过的路人是她演讲的背景。她身上是关心国计民生的豪迈,而周边却是享受庸俗生活的悠闲。所幸的是,芦艳平的心态极好,还有副穿透力极强的高嗓门。别人唱别人的,她讲她的,互不干涉内政。 有母亲对孩子说,她是疯子,要离她远一点。胆小的赶紧躲到母亲怀里,胆大的就凑得更近,想看看稀有的疯子该是什么样。 有好奇的人翻看或细看她的大字报,她显得很高兴,会说谢谢你支持我的工作,还要捡出些更详细的资料给人看。 还有好心的大妈对她的私人生活很感兴趣,好容易打听到了些许,逢人便成了谈资。你不知道啊,听说她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是个老师,有一个两三岁的儿子,可是老公带着孩子和保姆一起跑啦!唉,可怜哟!你看,那张纸上写的不就是“儿子回来”嘛! 可芦艳平的演讲也给她自己带来过麻烦。据说,她曾被保安模样的人也许是城管打得嘴角冒了血,要她别吃饱了撑的在这里说废话。可是,这个老太婆总是来,似乎并没有造成什么天大的麻烦,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就当她是公园里的一棵老树。 有一次,芦艳平的政治观点是官员双轨过渡制,即让官员体验被双轨后的滋味以杜绝腐败,落款是国际三益机构创始人芦艳平。有人问这是个什么机构。芦艳平很高兴地说,这个机构总部在北京,创始人也就是她在深圳,她是深圳人。回来,百度有无此机构,结果是无。不知怎么的,我倒希望真有这样一个机构。 还有一次,确乎看到了“六岁的***,等你回来”字眼。那个小说样的故事难道是真的? 芦艳平老了,有一天她会老在公园里的一棵老树下。 二 何师傅 调到这所中学的时候已是秋季开学的前一天了,匆忙地跟校长报了到,便到大办公室里属于自己的那个小格子间收拾起来,这就难免要与何师傅打交道。因为他似乎在你着急的时候总能帮到忙,何师傅——大家教我这么称呼他,于是便在我的生活中若有若无地出现。 他长得矮胖,稀疏的头发,头皮上还有一块相当明显的伤疤。从外形上推断,应在50岁左右的年纪。可我这推断有一次似乎要被推翻,那次去找他,见到一个帅帅的小男孩在他办公室里做作业。随口问了,竟然是他的儿子。要知道,我原以为,他是一个单身汉,无家无口,所以钉在了学校,你什么时候都能找到他。 他大概是学校的门锁修理工吧。我要办公,首先得要一个能装材料的柜子,大家说找何师傅。果然,何师傅给我送来了一个旧柜子,然后又把三把钥匙交给我。可我,根本就不知道狡兔三窟,三把钥匙放在一起,人又爱丢三落四,不久就一起丢了。现在一年多点的时间,我因为找不到钥匙需开锁就麻烦了他三次。每次,他拿了钳子之类的工具来,拆旧锁、装新锁,始终微笑着,不见半点厌烦,很快又有三把钥匙给我了。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觉醒,觉得再也不好意思麻烦他了,就拆了钥匙分放三处,希望不要因为钥匙的问题再麻烦他。 他大概是学校的保管员吧。每到逢年过节,学校都会发个统计单子,问我们是要油米、还是要水果,这来发单子和最后发慰问品的人总是他。你放学后去找他,他总在。你周末才想起要去拿,打个电话,三分钟后他也就到了。仍然是笑眯眯的,给你搬东西,做好登记。他的话那么少,只是在做着各种该做的事,以至于我有一段时间以为他是个哑巴。全学校的报刊也是他发放的。每次看到他来办公室,都是推着一个车,上面放了每天的新报纸,就这样逐个地发着,这样的活干完也得花个两小时吧?他连带也会给我们送信。我的几张稿费单,都是他给我放到台面上的。按理说,这不是他份儿内的事吧?前几天,一个朋友在《南方日报》上出了专版,知道的时候已是下午四点多。这个基本从不开口让人帮忙的朋友请我帮他找这份报纸,心里紧张着着急着,忽然就看见了推着很多东西出现在眼前的何师傅。问了他,他又微笑了,说有一份。帮手他做完手中的事,就又去了他那个简单狭小的办公室。果然就找到了,打开来,那个专版也在。我喜形于色:“您看您看,就在这里!”何师傅也认真地看了,非常开心,好像完成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我心怀感激,可是不知道怎样来表达我的谢意。 他能做的事很多,其他的什么班牌坏了要找他,教室的桌椅坏了要找他,据说他还是学校的电工、钥匙保管员。有一个同事说,何师傅很能干,你有什么问题只管找他。确实是这样,我曾经因为教室要贴梅兰竹菊的画需起掉一个钉子,向他借钳子,他是从电工房里拿出来的。周末,几次去办公室里拿自己拉下的东西,是他给开的门。我心里盘算着,像我这样麻烦事挺多的女教师不少吧?要是每个人都这样地麻烦他,那还得了?比我事情少一点的男教师也不少吧?即使他们的麻烦事减少一半,那何师傅的工作量也不见得小啊。 学校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鱼池,里边养着各色鲤鱼。我有时会带着将近三岁的儿子来喂鱼。每次的鱼食不是面包就是他的小饼干。这一天,我静坐在鱼池边上,看小家伙兴奋地喂着鱼,听他跟我说,哪条鱼最聪明能够吃到食,哪条鱼长得最结实。看见何师傅从办公楼里出来了,心里纳闷着,难道他周末也不休息吗?起身,跟他打了个招呼。何师傅看到小康在喂鱼,难得开了口:“要鱼食吗?”“您有吗?”依然是所有能省的话都省掉了。他带着我们去了另一个堆了很多杂物的小房间,拿出一个鱼食袋子,又拿出一个小塑料袋,倒了许多,然后递给了小家伙。康康看到那些极小极小的类似小馒头样的鱼食,兴奋地跳起来。道了谢,继续去喂鱼。看着小康如此开心地给鱼洒着食,我心中感激万分。 同时,又想着,除了这里的人,这里的鱼也离不开何师傅了吧? 三 秦大娃 秦大娃,是一个50多岁老人的名字。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里的人几岁时叫他秦大娃,所以就一直叫下去了。就像我,因为是父亲的第一个女儿,所以从我记事起人家就叫我张大妮,现在每次回来,大家还这么叫。 秦大娃,他每次出场的标志性行头是一个装着大粪罐子的架子车,上边挂着两个粪桶,一个长柄刮粪勺。现在你知道了,他是个刮粪的。 那天我陪父亲母亲散步,看到了秦大娃,头发乱蓬蓬的,穿着白背心大裤头,浓眉大眼的,似乎有种粗犷不修边幅的美。只是,远远的就传过来一股臭味,我看见周围走路的骑车的都绕行着,似乎他也是一坨大粪。父亲跟他招呼着,说家里的粪该刮了,找时间去刮。他憨笑着,说一会儿就去,然后带着他的臭味拉着架子车远去了。 我问父亲,现在这生意能赚钱吗?他说,没人肯做这活,整条老街他一个人独谱生意,赚得也不少。以前是刮粪的人掏钱买粪,现在种田的人少了,对大粪的需求减少了,变成了家里有传统茅厕的人掏钱让人来刮粪。 母亲说,是个高中毕业生,有一手好字呢!咱家茅厕旁边那些粉笔字就是他写的。我忆起了,那里墙上确乎写着“一桶六毛钱,刮三桶送一桶。祝大哥大嫂新年愉快”等字。也确实清秀俊美。 母亲说,别看他现在邋遢,吃场(我们称吃红白酒席为“吃场”)时会洗个澡,理好头发,穿上白衬衫。不过,人家还是不愿意和他坐在一起。自己也有媳妇,跑了。剩下一个儿子跟着他,也有二三十岁了吧。他说儿子不愿意他干了,可他自己说不干这个干啥呢?趁年轻再干几年。 我带着好奇听下去,心想,世上一个再卑微的生命也是精彩的,你不应该怀疑他也会结婚、生子,也有几门子亲戚,一些朋友。 父亲说,别看他老实,也会耍些花样呢!有一次,他以为我没看见,把一个半桶也算作一桶了,也就三毛钱的事,不想计较了。 我说,要是没这个人,恐怕大家都要自己麻烦刮粪了吧! 父亲说,可不是。谁都嫌脏,就是一桶一块钱也愿意出的。 我笑了。那他比我重要,我干的是大家都愿意干也有许多人在干的活,而他干的是大家都不愿意干又没人干的活。 不是吗? 四 阿伦 阿伦是GL美发店唯一的洗头师兼美发师,我认识他五年了。 五年前我刚住进这个小区,第一次走进他的美发店。他说,做头发?我说,修刘海。怎样修?齐的。 对于陌生人,我的语言一向简短,或者能省则省。我不善于跟陌生人成为朋友,但是一旦成为朋友,又很难变成陌生人。 阿伦的动作非常娴熟,至少在我所经历的理发生涯中,他的动作是最快的。他喜欢用一把剪刀修剪所有发型,这代表一种自信。不像有些理发师,拿了推子、削薄头发的器具之类,在你的头上捣鼓半天,一边捣鼓还一边问,这样行吗?这样问的理发师,就像是给人服务的小姐,充满媚态,想讨客人的欢心。可我不喜欢,我要自信的理发师。那种理发师很专业,能看准一个人的脸型,能感觉到一个人的气质,能充分发挥联想和想象,下手稳准快。阿伦的话不多,这也符合我的意思。一个人话说太多了,脑子里的能量就少了,就会越来越笨。话多的人太透明,太透明的人没意思。我觉得自己的话就太多了,这是职业的悲哀,我是一名老师,在讲台上不可能无声胜有声。所以,下了讲台,我不再眉飞色舞、神采奕奕,而是哑然像一块石头。因为我的能量减少了。 我算不算一个挑剔的人呢?在踏进阿伦的美发店之后,我没有再去过其他家。每次,他看到我进了店门,问清楚我的要求,便开始快速修理。我结了帐打了招呼就离开。 去的次数多了,跟阿伦渐渐熟了。他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觉得我这个人很有意思,说我走路从来目不斜视。他在店门口看见我,我从来都看不见他的。我说我跟脸上有青春痘的男孩女孩打交道。他说,哦,怪不得呢,你是老师,看你很文气呢!我说,你看起来很酷。他笑了,笑容很可爱。 想来阿伦和我一样,对陌生的人有一种戒心,一旦放下了戒心,倒也是个健谈亲切的人。他喜欢他的职业,有自己对头发的独特见解,对于美发颜色和用具运用自如。这个店是一个台湾的老板娘在大陆开的几家店中的一个。七年来,阿伦一直在这里,小区里的许多居民成了他的熟客。如果阿伦外出学习,或者休假,大家都会等到他回来再弄头发,比如我。 过了年,我一直等着阿伦回来,我想换一个头发颜色——我还年轻,我想多点尝试。即使我是一个需要站在讲台的老师——这有什么关系呢?谁说学生一定不喜欢呢?阿伦终于回来了,我们像是老友了,见面竟有一些惊喜。 阿伦从老家给我带来肇庆的特产碱水粽——一个特大的可供一家人品尝的粽子。我让四岁的儿子准备了许多巧克力和糖果,送给了他,当作回报。 尘世间许多人的交往都像蜻蜓点水,湿了一点翅膀,很快就被太阳晒干了。但是蜻蜓曾经在水面上看到过自己的影子,水面曾经飞过那只蜻蜓,这都是真实发生的事,谁说不是缘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