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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蓝色天堂 于 2019-7-26 06:46 编辑
母 亲 的 拐 杖 文/吴焕宰 一 天刚蒙蒙亮，安宁的村里就有了动静，远处传来“笃，笃”一下一下清脆有力的声响，是木棍子拄在地上的重重一击一击的声音，仿佛有人挑着沉重的担子在赶路，我知道是母亲拄着自己做的杉木棍拐杖，开始走路早锻炼了。 我家的新房子，就在村街道边上，母亲每每路过我窗外，必要喊几声我的名字，我赶紧推开窗户应她一声。只见母亲拄着木棍手杖，驼着弯弓似的背，仿佛驼背着八十多年来积累的沉重岁月，更显得身材瘦矮弱小，正仰着头，冲我开心的微笑，像落日的余晖，依然光芒灿烂，又仿佛捡到了什么珍宝似的，她是不是在告诉我：“这是我捡来的日子，我又多活了一天了。” 见我应答了，她便驼着弯弓似的背，顺着头，高高兴兴的走路去了，否则，她会继续不停的喊下去。特别是这几年，自从我得了心脏病以后，她更是立场坚决，只要知道我在家，每天早晨路过我房子的窗前，就非要叫应我不可。大多的时候我都不在家住，她在窗前不停地喊我的名字，直到住在对门的住户人家都推开窗户，伸出蓬乱的脑袋来，告诉母亲我不在家，她才悻悻很不情愿地离开。 住我旁边的人都知道母亲这个独有的习惯，只要一听到母亲拄着拐杖的声响，或者高声喊大儿子名字的声音，就知道是母亲在走路早锻炼了。附近有点年纪和上了点年纪的男男女女们，也陆陆续续的走出家门，开始绕着村子里的乡间水泥路，或田埂小道，东拉拉西扯扯，说说笑笑，走路锻炼了。还有几对互相搀扶着的老夫老妻，也不甘自弱，顽强地时时出现在大家面前，算是刷存在感吧。 我们村不算很大，但也不算很小，有六个生产队，大大小小千四五人口。沿村道马路边住着的人，每天早晚听到“笃，笃”木棍拄地的声响，就知道母亲在走路锻炼了。如果两三天没听到“笃，笃”木棍拄地的声音，就知道母亲肯定是哪里不舒服生病了。毕竟，母亲今年85岁了，目不识丁，也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二十多岁做姑娘时来到这个村子里，至今整整生活了六十多年，好多我不认识的人，她都认得。 母亲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所以，一上年纪身体就多灾多病，不是这里痛就是哪里疼，都是些小毛病，现在知道是她生育我们时没有保养好落下的病根。父亲虽然是医生，部队转地方的军医，却从来没有把母亲的病医断头过。家里人多，父母难免为一些家庭小事争吵，久而久之，母亲便以为父亲是有意的不医好她的病，就偷偷跑到别的医院找别的大夫看病，但也不见全好。慢慢的母亲也就放下了这份心思，不舒服时吃几片父亲开给她的药片，躺床上休息几天，没事了也算病好了。倒是年老了，母亲反而时时怀疑自己得了什么绝症，特别是每每碰到邻居家老人去世，她就心慌意乱，怀疑自己也快不行了，就指望我们带她到杭州上海大医院检查身体，她说不相信乡镇和县城的医院，他们技术太差了，没有自己的脚髁高。村子大，每年终究要死好几个人，每次她都会闹腾几天，久了我们就习惯了，因为我们几乎都听二弟的，他当年顶替接了父亲的班，做了坐诊医生，并且媳妇、儿子、儿媳一家人都是医生。母亲先是跟姐姐们嘟哝，接着跟我说，看看我们没有反应，就跟弟弟们闹腾。我们只有苦笑。 七八年前，那时父亲还在，她怀疑自己得了肺癌，硬是要到上海医院检查。我们就遂了她的愿，带她到上海同济医院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告诉我弟弟说没事，只是年纪大了，器官出现了衰竭，是医不好的，只能吃点药保养保养。弟弟把原话与她说了，以为母亲知道了就放心了，他便把检查报告随手扔了。母亲从小不识字，更不会普通话，见弟弟把检查报告扔了，当场也没说什么，几天后回到老家，她便悄悄的跟要好的邻居说自己患了肺癌，是绝症，儿子连检查报告都不给她看就扔了。我知道后再三向他解释，都不管用。 后来，村里来了一支什么“志愿者”医疗队，免费为村民们验血，量血压，测血糖，做各种身体检查。母亲被检查后，问她哪里不舒服，她说自己得了肺癌，“医生”们顺着她的意思，说她确实得了肺癌，给了她一些中药熬制的药丸，收了她一万多块钱。母亲不跟我们说，偷偷的吃这些药，再后来，就没有了后续的治疗信息。我们听说后，知道被人骗了，也没有说她，母亲从此以后，也不再提肺癌的事。 父亲去世六年了，母亲闲来无事，就开始早晚走路消磨时光，路上碰到来气的人就说会儿话，聊些家常，走着走着，反而觉得自己身体好了起来，更有了活力。所以，她坚信是走路锻炼把癌症走好了，走路锻炼才让她活到今天，否则，老早就过世了，逢人便这么坚定的跟人家说，估计大家也信以为真了，我听了只有苦笑。 我们村全都姓吴，是血缘族人集居的古村落，几百年来住着的都是吴姓族人，少有杂姓，连母亲也姓吴，七八百年前跟父亲是本家呢。祖宗肯定是很有学问的人，村落选址确实不错，三面环山，另一面一条小溪绕村而过，显得山清水秀的样子，很是宜居，历朝历代也出了不少文人雅士进士举人什么的。村民并不很富裕，日子却过得也算太平和气，人丁兴旺，有点欣欣向荣的意思。但破败腐朽的老宅院，和新造简陋的民房，告诉南来北往的人们，这个古村落的后人，已远不如先人那般风光了。 现在村变成了古村，祖上留下的老房子，也自然成了古民居，或许祖宗当年建造这一座座宅院时，就想到了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在政府的大力改造下，环境好了很多，猪舍粪坑没有了，鸡鸭猪狗被禁养，道路上鸡粪猪粪狗屎也再难得一见。道路两边还像城里一样种上了绿化，大街小巷都铺上了水泥路，或者柏油路，或仿古的卵石子路，和青石板路，墙角转弯处放着各式各样的垃圾桶。古村落，已经不是先前那个农村的模样，炊烟袅袅，鸡飞狗叫。 农村变成了小集镇，农民自然变成了过去梦寐以求的居民，但现在的村民已经失去了对“居民”这个词的兴趣，现在的居民还是那帮祖祖辈辈住在这里的农民，过去令人羡慕的居民身份，现在已经没有了任何价值，只会让你失去最后的那几分土地。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能耕种的土地自然就越来越少了，歇下来的有点年纪和上了点年纪的人，便再无去处，每逢下雨天或节假日，大家就心安理得的围坐在一起，男男女女，热热闹闹的闲聊着家常，或打打扑克，或搓搓麻将，不痛不痒的输赢着日子，日子也就在这样输输赢赢的悲喜中打发着过。 上了60岁的村民，都能领到每月100多块钱的养老补助金，或趁身体还行，出去做点小生意，或跟上施工队干几天体力活，将就种着留下的最后那几分田地，不好不坏的生活着。所以，大家都知道不敢生病，只要不生病，这日子还是能有滋有味继续过下去的，也不觉得怎么艰难，如果生起病来，特别是那种绝症的大病，接下来的日子就不好说了。 所以，大家听说走路能防病，也就自愿信了，因为大家现在拥有的，就是空闲时间，吃饱了出来走走也无妨。这股风气，不知是母亲带动了大家，还是大家带动了母亲，反正对母亲来说，走路成了延年益寿的良药，治绝症的神药。
二
父亲解放前就参了军，他有点文化，临海普师毕业，在部队里当的是军医，解放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战，也是立国之战，他还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我们全家为此骄傲。 父亲退伍后就一直在医疗单位工作，母亲是农村户口，又不识字，当年父亲能娶她，可见年轻时的母亲肯定是个大美人。小时候很艰难的那会，我们每每到外婆家玩，或者每年去拜年，吃的喝的都比我们家里要好些，现在想想，母亲小时候的家境肯定也不会很差，属于比较富裕的那种。 母亲虽是农村人，嫁父亲前是家里的小女儿，从小不用干农活，所以，嫁了父亲后，只会精打细算带着我们兄弟姐妹过日子。那个年代，家里七八口人，就靠父亲几十块钱的工资，也确实艰难，缺衣少食的时候多，温饱舒适的日子少。记得读初中那会，母亲特意为我做了一件自家织的粗布染青后的中山装，夏秋两季当衬衫穿，冬春两季当外套用，一年四季穿到头，几年下来，一直到拍初中毕业照时，穿的还是这件衣服，那张照片，至今还保留着，不敢忘却。 兄弟姐妹多，每顿饭烧好后，碗总排成一排，母亲把锅里的食物往每口碗里均分，再让大家顺序端走。除非过节，好像很少能到锅里盛第二回的，所以，每次饭后，碗都是被舔得干干净净，从来没听说过碗里吃干净还要父母提醒催促的。碰到青黄不接时，母亲还要到娘家，或者隔壁邻居借粮度日。有时家里来客人或亲戚，还有向人家借鸡蛋米粉的，因为要给客人烧一碗像样点的点心—“臊头面”，以示对来宾的客气与尊敬，也不失自家的体面。这时，父亲都不敢也不好意思出面，只会坐在楼梯头抽闷烟，父亲的烟瘾或许就是这样慢慢大起来的，最后竟抽到每天四包烟。 我们家住的是明末清初时建的大四合院里的楼房，三进三透九门堂。祖宗当年肯定很有出息，也多金。大院子里面住着二十多户人家，都是同宗。房子虽是古旧破败，但画廊雕栋的木结构楼房，青砖灰瓦，高高的青砖白粉墙，勾画着各种吉祥的连枝纹、回纹图案，到现在还清晰可辨，鲜艳如初。飞檐走兽的屋檐，窗棂上凤鹿和鸣，梅兰竹菊，喜鹊报春的雕花，门堂卵石子镶嵌的阴阳八卦图，和相对应的象征八方的卦象图案，可见当年祖宗们对道教思想的崇拜，能力与奢华，富贵与祥和，以及对子孙后代的美好期许。 父亲是乡镇医生，响应政府号召，时时医疗送诊下乡，所以，父亲串村走巷，也帮着了不少人家的忙。有时农家要表示心意，送只鸡啊鸭的，或者半个猪头什么的，他就悄悄的带回家，或许这是当年最流行的行贿受贿了吧。母亲要等到天全黑了，门窗都关上，再偷偷把父亲带回来的鸡啊鸭啊或猪头什么的收拾干净了，放在大锅里煮。那满屋的香气啊，生怕隔壁邻居闻到了这香味，不分给他们不好意思，分了又不够分，那个为难，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是不能想象的。现在想起那时的鸡鸭猪头肉，还要流口水呢，真是终身难忘啊，好像后来再没有吃到过这么美味的猪头肉和鸡鸭肉了。 那时食物贫乏紧张，市面上什么都凭票。家里养头猪，吃些青草蔬菜根什么的，洗碗的潲水也是清水汤，没有一点油荤的味道。猪一年养下来都没有七八十斤重，你还不能杀了自己吃，必须要卖给政府食品收购站，再凭票卖给有资格吃肉的人。64斤重的白肉，猪才算合格，才给你国家定的标准价格收购，否则，猪要做不合格处理，压价收购，而你还不能拉回来自己吃，或者自己卖。没办法，就把猪头上的肉都割下来补缝上，再给食品站的领导敬烟，托人讲情，才算过关，我们家就碰到过好几回这样的事。猪卖回来的几十块钱，付了生产队里的现金买粮粮款，还了隔壁的借款，就所剩无几了，家里只能留个猪头壳，和一些猪下水。 所以，家里杀猪，肯定是件大事，必须要让邻居们都知道，卖给政府剩下的猪头和猪下水，加些薯粉条和油豆腐，烧上满满一大锅，肯定要分给相好的邻居，每家每户都要盛一白壳碗，大家一起开开牙祭。否则，吃独食会被人说“小气”，以后你家有什么事时，大家就不来帮你了。如果杀了猪，还不还隔壁人家的借款，你就等于失信了，以后再想向人家借钱接济，就难了。 这种简单而贫穷的日子，穿过我们的整个童年、少年，也穿越了母亲最美好的整个青春年华。
三
土地承包到户那年，我读高二，弟弟们还小，姐姐们也从未干过农活。分到的土地虽是良田，却离家肯定是最远的，那时没有代力工具，离家近的土地都被有本事的人家和有劳力的人家分走了，贫瘠或离家远的土地，就全分给了没劳力和没本事的家庭，就像我们这样的现金买粮户。我们两眼一抹黑，都不知道哪块土地好，哪块土地孬。所以，在分田地时，生产队长和正劳力们都叫嚣说：“嘿嘿，你们这些没劳力的，现金买粮的人家，过去靠我们耕田种地养活你们，从今以后，看你们吃什么，不饿死才怪呢。” 母亲都被这番话吓住了，整天愁眉苦脸，忧心仲仲。 土地分到了家，父亲从小不事劳什，母亲又不懂农事，确实难为了他们。母亲在家里走进走出，急死了：“怎么办，这怎么办，家里没有一个正劳力，也没有一个人懂农活。”母亲天天盼着我们兄弟几个快点长大，没别的念想，那时也不敢有别的念想，就是希望能帮她好好干农活，养家糊口。 母亲急得嘴唇都起了泡，后来东求西请，和父亲给人家看病来交换，等人家自家农活干完了，再出些钱，偷偷雇佣了平时家里互相走动相与的村里人（那时候，除了手艺活，做劳力雇工是会被人笑话的），和几个父亲平时要好的外村人来帮忙，第一季水稻勉强种下了。到收获时，正值我们兄弟姐妹放暑假，母亲不管不顾，带着我们手忙脚乱，把夏季稻谷收下了。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时，我才真正有了深刻的体会。我们大着胆子，学着隔壁人家的样，耕田犁地，庄稼种得乱七八糟，东倒西歪，把秋季水稻也种下了。 那时，我最怕的是水田里的蚂蟥，滑叽叽蠕动的样子。你只要在水田里走动，弄出一点响声，它便会闻声而来，无声无息中，不痒不痛附吸在你的腿上手上，贪婪地默默吸食你滚烫嫣红的鲜血。它们靠吸血生存，并且吸到肚子滚圆还不松口。现在想起，心里都情不自禁的发冷，白生生的小腿肚子，被蚂蟥叮得鲜血横流。我们当地往往把它们比作贪官污吏恶霸，它们的确有非常相似之处。 农民们的辛勤劳作，不是作家笔下的悠闲浪漫，辛苦和艰难，真的让人望而却步，我心中曾经暗暗发誓，今生今世，坚决不做农民，下辈子也不做农民。 奇迹发生了，这年风调雨顺，家里农业大丰收，有劳力的人家根本没有我们这样的家庭收成好。家里到处都堆放着粮食，墙角落里，老鼠地洞里，都多到快没地方存放了，连家里进出都要跨过粮食堆。过去是现金买粮，每次分来的粮食很有限，并且，都是有劳力户先把好的分得差不多了，再把不好不差的稻谷匀匀，可怜巴巴的分我们一些。分粮时往往都放在忙完一天农活的夜里，有时收进来的粮食没算准，按人口分到最后不够分，轮到我们这些现金买粮户没粮了。傻傻的等到半夜三更，母亲只好沮丧地拿着空箩筐回来，要等下次有粮时再说，这样家里粮食往往上季不接下季。所以，家里根本没必要准备多余的储粮工具，现在突然收进这么多粮食，存放粮食成了难题。 但不见母亲发愁，晚上开心白天高兴的，见母亲走进走出都是一脸笑意，从来没见她如此开心快乐过。 从此，似乎见母亲挺直了腰身子，也年轻漂亮了许多。 那时是计划经济，农资很贫乏，有劳力人家虽然没日没夜的把土地收拾的整整齐齐，田间杂草除得干干净净，连田埂上都不让长杂草。但他们最勤劳也无可奈何，手头没现钱，就算有点现钱，也没买农资的门路，一切靠凭票分配。该施肥时没肥料，该洒农药时没农药，水稻不怎么长个也不怎么长穗，稀稀拉拉的，像癞子头上的毛，只见随风摇来摆去，甚是营养不良，所以，收成也差了许多。我们那些现金买粮的家庭，男主人基本都在单位上班，女主人是农户，那时也叫单职工家庭，虽然干农活没劳力，但在社会上还是有些面子的，多多少少有点路子，还每月发着几十块钱工资。并且大家都是在乡镇单位上班的人，都认识，大家处境都差不多，互相同情着、帮衬着，农资方面便比纯劳力家庭来得容易些，也有现钱买。虽然田里杂草与庄稼一样茂盛生长，收成却比老农民们好多了。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大大小小就再没挨过饿。
四
母亲从那样的日子里走过来，精打细算着，护着我们，撑着这个九口之家，让兄弟姐妹们没怎么挨饿受冻，真是不易。直到今天这样繁华祥和的时代，她对能吃的东西，对到手里的金钱，都特别的节约在乎，不肯有一点点的浪费和乱花。母亲说三五百块钱够她一个月的生活费了，我都无法相信，三五百块还不够我一天的费用呢。我们每每到酒店里开开心心的消费一顿，回来被母亲知道了，少不得受数落一番。后来，我们都尽量不敢带她下馆子，怕扫大家的兴。买任何东西送给她，都不敢告诉她真实价格，都说不值钱，或说人家送的，这样她才真正开心。 我们长大了，都去了杭州上海谋生。最后父亲也走了，就剩下年迈的母亲在乡下老家住着。她不肯在城里呆，一是不识字，怕自己走丢了，又不会说普通话，没法串门，就没有了说话的伴，寂寞；二是最重要的，要为我们看守老家，她老人家认为不管我们多能耐，飞多高走多远，老家才是我们真正的家，是我们老吴家祖祖辈辈的根，她要守住这根。她的孩子们过年过节回来了，或在外不随意，或者以后年老了，都好有个去处。 在她眼里，城市是个赚钱做生意的地方，人累了、倦了、老了，还是要回乡下老家的。有人说“母亲在，家就在”，我真的很信。 现在家里还有三分自留地，离家不远，母亲就拄着拐杖，天天去转悠几遍。种着青菜、豆角、玉米、蒲瓜什么的，只要我们兄弟们在家，或有时回家，她每天都会往我们家里送蔬菜瓜果，说不要，冰箱里的菜都快烂了没人吃，她听了很不乐意。但吃又吃不完，扔了又可惜，便嘴里叽叽咕咕，骂我们败家，不知道节俭。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父母他们从战争到解放到改革开放，从沉重的苦难中一路走来，对生活毫无怨言，只有努力顽强地去生存，去活着，坚强无憾地走完他们的人生。而当我们吃饱喝足，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时候，却反而没有了他们对生命的那种顽强与执着，纯粹与简单。 不识字的母亲，虽然不懂道德经是什么，虽然勤俭节约，贪点小便宜，也好名利，但她有她自己的做人原则。前几年，几位发小当上了村领导，说可以想办法给她办个低保，她听了很生气，说：“我四个儿子，像我这样的人家去享受低保，被别人家知道了还不笑死，我儿子孙子多没面子啊。” 现在村里每隔三年都有一次热热闹闹的集体政治活动—村领导“选举”。每次村里搞选举，都要折腾热闹一二个月，这段时间里是母亲最开心也最瞎忙的日子。到处去串门，打听小道消息。那时，村民们学来学去，流言蜚语满天飞，但她并不是只为去凑热闹，更不是为了谋求什么利益，只是为了她压抑在心里的那点自尊和虚荣得到释放和舒展。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忙碌，家里人多选票多，就由不谙政治的老母亲一手处理。所以，每到选举的日子，人家为了我们家那十来张选票，连从来瞧不上我们家的那些村里头头脑脑们，都对母亲特别的客气、热情与尊敬，路上碰着了，主动停下来打招呼，这把母亲开心得什么似的，好像真正做了一回人，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扬眉吐气”吧。 但我知道他们尊敬的是母亲手里的这十来张选票，而不是我的母亲。说真的，这十来张选票，在这个时候威力还真大，大到能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命运。有一年选举，双方托人来说情，由于一方得罪过老娘，就无条件的支持了另一方，最后，双方选票就差九张票。你说，这时候我老娘手里的十几张选票，有多玄妙？威力多强大？ 父亲身体很棒，从来不生病，更谈不上住院，他自己都认为活过一百岁一点问题都没有，母亲却总是病怏怏多灾多难，天天说自己不会长命，时时担心自己会死去。我们兄弟姐妹也都以为母亲会走在父亲前头，母亲自己也这么认为。可六年前，有一天，父亲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生平第一次去了大医院，并住院治疗，没两天，就悄无声息地走了，走得让亲朋好友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母亲却在小病小灾中，一直顽强执着地生活着，还要继续好好地生活下去的样子。 冬天，太阳还挂在西边的树梢上傍晚，或夏天，太阳已快要落山岗的那个时分，母亲一手“笃、笃”拄着拐杖，一手拿着一台巴掌大的收音机，把音量开到了最响，有时唱着越剧，有时唱着京剧，有时唱着黄梅戏，自娱自乐的绕着村子快步健走，这条她走了六十多年修修改改补补的村道。 只要天气许可，这是母亲一天的晚锻炼开始了。 有一次我认真的问她：“老娘，听得懂收音机里在唱什么吗”。 母亲开心的笑着回答：“不知道。声音很好听，听着舒心”。 这时候，村里人就都知道母亲在走路了，晚锻炼该开始了，马路上三三两两出现了有点年纪和上了点年纪的男男女女们，绕着村子的水泥路、柏油路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说着邻长里短，互相问候招呼，刷着自己的存在，和日子的快活。 一片祥和安宁的农村生活光景。
2018年7月于上海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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