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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风萧^易水 于 2018-7-16 20:48 编辑
辱骂和嘲讽是一剂良葯 王勤
星期天与朋友相聚，朋友带来了他的朋友，在一起喝茶聊天，朋友的朋友讲了他熟悉的两个女人为了一尺田界址而争执不休，互不相让，并泼口大骂起来，相互羞辱对方，一个说不要脸的不把老公当人。一个说你忤逆不孝把老公公婆婆往外撵。事件在村干部调解时，两人都要求对方赔理道歉，否则没完。可村干部说，你们都有错各打五十板，互不赔理，互不道歉。你们想想两家的儿子都大了，都在找儿媳妇，你们互不相让，儿子都不想找媳妇啦？各人得认真反思，不要指责他人的错，好好想想自己的过。此后，两女人都痛改前非，成了被当地赞扬的人。朋友说：“在社会生活中，对有志的人来说，很多时侯他人的辱骂和嘲讽是改变人的一剂良药。” 接着那朋友向我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 这位朋友出生在50年代，他与我一样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经历了人民公社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改革开放。他也有幸读了高中，于70年代初毕业便回家务农。由于他家当时人口多，兄弟姐妹6个，他在家里是老大，就靠父母苦工分，每年八九口子的口粮都苦不回来，年年吃周转粮（就是把一家子的工分折算成钱，按这钱计算能买全家多少口粮，剩下没钱买的那部份，生产队就给你卖给粮站，以后你再去粮站买回）。朋友回家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朋友没有任何出路，当兵父母不同意，学手艺生产队里不放人，做民办教师、进乡办企业更无社会背景，向外他没有一点出口，只能死心踏地在家务农。 朋友在生产队里什么农活都难不住他，罱泥划渣排水草，用牛耕田耙地、栽秧薅草扒秧根、割稻挑把夜脱粒、冬春大小河工一个不让，挖锹挑担什么都逼不了他，是个种地的好把式。因他没任何社会关系，虽有文化，就是没人起重他，在生产队里芝麻大的官边都没占上。那时候时兴做好事，朋友是个小青年，也想表现表现自己。一天夜里他一人自挖自挑，把生产队里的一个两个立方丈的草泥塘肥挑铺下田，忙乎到两点多钟才回家，肚子饿了，他发现锅屋门口一竹篮里有青碗豆角子，就把它放进锅里放上水煮，刚煮熟了，冲进三四个人，说他偷了生产队田里的豌豆角子，被他们抓住了，他们自称是挑草泥塘的，这事闹到生产队队长会计那里，朋友一人有口难辩，以大队长儿子为首的4个小青年倒成了做好事的人，我那朋友倒成了小偷。朋友哪能容忍这等大辱，第二天去找大队长的儿子干了一仗，打得那小子屁滚尿流。尽管他父母出面打招呼赔不是，大队长夫人还是出来泼口大骂。骂我那朋友是穷八代的蒿根，永远长不出富苗，光识一肚子字有个屁用，笑他是床肚里放风筝就那么高了。 这一事件后，我的朋友像似生了一场大病，在家不吃不喝睡了三天三夜，大队长夫人的骂语使他刻骨铭心，他说他不能这样被人辱骂耻笑，必须活出个样来。可是那个年代青年人无法展现才华，人被死死地捆在土地上，外出一天都得请假，朋友只得忍气呑声与乡亲们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给我朋友带来了一线希望，朋友一再哀求父母让他复习一年参加高考，考不上他心甘情愿务农一辈子，强烈的自尊心使他全身心投入复习迎考，那年他以当地考生的最高分被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后读研留校，现是一名教授。 朋友走上工作岗位后，每年回家探望父母，还去探望曾经辱骂他的大队长夫妇，还帮大队长儿子到南京打工找了一份工作。他说：“如果不是大队长夫人的那顿臭骂刺痛了我的自尊，恐怕就没有我的及早醒悟，就不可能有那日夜不分的苦读的决心，就没有被大学录取的可能，更不可能成为一名教授。细想起来，那次大队长夫人的辱骂，对我来说是很及时的一剂良药，我得谢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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