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参与互动，展示风采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
经典文学安徽作家胡遵远先生散文专辑
【名家简介】
胡遵远，男，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六安市党史教育宣讲团成员、政协委员、作协会员，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党组书记、局长，金寨县红军历史研究会、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金寨县政协委员、常委、社会法制和文史委员会主任。先后被相关部门授予“全省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个人”“全省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个人”“全市服务工业发展先进个人”“六安市优秀政协委员”“六安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称号。 胡遵远先生长期从事党史军史研究和新闻宣传工作，先后在各级各类媒体发表新闻、论文、文章1000余（篇）条。近几年，有500余篇纪实文学作品在全国各级各类100多家网站、微信公众号和《解放军报》《人民政协报》《南方日报》《中华魂》《百年潮》《军事史林》《国防参考》《中国人才》《中国档案》《中国老年》《中国扶贫》《中国老区建设》《大江南北》《铁军》《世纪风采》《人物传记》《文化月刊》《江淮文史》《党史纵览》等60多种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主编了《中国共产党金寨县历史（1949--1978）》《金寨县志（1049--2007）》《红色金寨概览》《八月桂花遍地开（金寨红色文化系列丛书）》等书籍。《中国国防报》《廉政瞭望》《铁军》《知识--力量》等报刊和几十家网站均对胡遵远作过专门报道。
【作品欣赏】
红色故事 感人肺腑 红色家风 万代传扬 ——安徽省金寨籍老红军的红色家风故事 作者（收集整理者）: 胡遵远
安徽省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第二将军县，也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诞生地。革命战争年代，金寨县先后有10万多英雄儿女参军征战，绝大多数血洒疆场、为国捐躯。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一共走出了12支主力红军队伍、59位开国将军。这些老红军、老将军不仅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建立不朽功勋，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初心不改、继续前行，严格要求自己、始终艰苦奋斗，为祖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人民兢兢业业、殚精竭虑，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身体力行教育和影响子孙后代，使其“永远听党话、始终跟党走”，建立了极好的家风、家训、家规，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红色家风故事。 经过搜集整理、研究分析，我们觉得在金寨籍老红军、老将军的身上，具有很多很好的家风，特别是他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精益求精、废寝忘食的优良品质和红色家风非常值得大家继承和弘扬。本文就分别用五位老将军的感人故事来进行阐述和说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第一篇： “特工夫妇”的红色家风故事
文媛，是一位金寨籍的老红军，她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红色女特工”，但是，她却和一些著名的革命人物在一起工作过、战斗过……为了人民的幸福、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她贡献了自己的热血、青春、智慧、力量，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留下了感人至深的故事……文媛的丈夫叫陈一新，也是一位老红军、我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隐蔽战线的忠诚战士，是安徽省金寨县槐树湾乡人，曾任湖北省副省长，1925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7月7日因病去世，1989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陈一新、文媛夫妇一生为了革命事业，与子女们离多聚少。1949年以前，三个孩子就像孤儿一样寄养在不同的人家中。他们不知道父母在哪儿，也不知道父母长的是什么模样。1949年，陈一新夫妇随部队从东北南下到湖北工作时，他俩通过当地的驻军领导王树声，才从大别山的深山乡下中找回三个孩子。从深山里走出来到武汉时，三个孩子的身体极度营养不良，甚至水肿，而且没有文化。陈一新心疼地说，我们一定要将你们培养成拥有健康体魄、有文化、有道德的人。这是父母对你们的应尽的责任。除此之外，别无他求。此后，陈一新夫妇便一直坚守着他们的承诺。 在父母身边的日子里，孩子们的生活很幸福。虽然父母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点时间，都会同他们聊天，谈学习、生活、道德、信仰、人际关系以及他们的革命斗争经历等。直到现在，陈一新夫妇的三个孩子陈圣宁、陈圣海、陈延延都说，虽然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太少，但是父母的身教言传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和人生的道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要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陈一新常说：“人活着总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一定要符合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生活才有动力，人生才有价值。”陈一新参加革命后，主要在上海协助陈毅、潘汉年等同志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时期，生活艰苦、环境险恶，得了肺结核病。他说，虽然多次被汉奸、特务监视和跟踪，但是我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呢！因此，每当遇到敌情时，他都能沉着勇敢地应对、敏锐机智的周旋，从而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一新、文媛所在的部队被组织安排留守江西坚持斗争、拖住敌人、掩护主力北上。这支留守部队中有许多老、弱、病、残及妇女、儿童。陈一新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还有毛泽潭（毛泽东的弟弟）、陈丕显、胡耀邦等同志。他们没有吃的，就去攻打财主、土豪；没有住的，就在荒山野岭露宿……有一次，在打击土豪的过程中，陈一新带领的小分队被敌人包围了。为了掩护同志们撤退，陈一新留在最后与土匪进行巷战。突然，敌人从背后抓着了他的背包，他立即甩掉包袱，迅速翻墙逃脱。土匪们翻遍他的背包，只找到一双草鞋和几件破旧的衣物。长征胜利后，党组织找打了他们这支与乞丐差不多的队伍。陈一新说，在最艰苦的时候，我从未流过泪，可是，见到党组织时，却止步住地落下了泪…… 文媛回忆说，1931年4月，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大批革命同志惨遭杀害。她当时是译电员，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要求她立即离开住地。在破坏了工作现场后，她未拿任何东西就匆忙出了家门，正巧碰到了杨尚昆（曾担任过国家主席）。她当时并不知道杨尚昆也住在这一块，只是认识而已，也不知道此时各自的状况。情急之下，她只好打出了让他马上离开的“暗语”。杨尚昆顿时敏锐地反应过，。俩人飞快地赶上了一班有轨电车、离去险境。10分钟后，他们居住的那栋楼被国民党军警围得水泄不通…… 陈一新夫妇经常向子女们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让他们从小就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直到现在，陈圣海兄妹还时常感慨，无论国内外环境多么复杂，我们都清醒地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历史早以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越来越强大。中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仰望的中心。 陈一新夫妇的孩子们常说：“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党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曾经都是各个战线上的骨干力量，现在虽然都退休了，但我们仍然心系祖国的富强和安危……我们要秉承父辈的遗愿，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的贡献。
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和引导孩子们 解放前，陈一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因此，解放后组织上安排他分管公安。由于他长期以来养成了原则性强、坚守机密、严格执法、胆大心细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因此在任期内，他虽然处理了大量案件，但没有冤假错案，更未错杀一人。有一位名为任馨的死囚犯，是何应钦的随身军医，经过查证，他并无血债。被捕后，有人建议处他死刑。陈一新坚决反对，将其死罪改为长期监禁，让他发挥特长，为狱中的犯人治病。他在监狱中表现很好，后来改为有期徒刑。期满释放后继续行医，为群众做了不少好事。 上个世纪60年代，毛主席多次到武汉视察，陈一新总是事先亲自做好安全工作；毛主席畅游长江时，他总是随同左右，从未出现过差错，曾得到毛主席的赞赏。 陈一新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非常勤奋而且非常重视学习，常去大学听课。他的文章写得很好，钢笔字、毛笔字写得也很漂亮。他常对子女们说：“在国破家亡的条件下，想读书都没有条件。你们现在很幸福，你们要好好读书。”有一次，陈一新从北京开会回来，对子女们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很需要科技人才，你们要努力学习，将来才能报效祖国，国家强大了才不会被外敌欺侮，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再他教育下，儿女们没有辜负祖国的希望，他们兄妹分别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国防大学）和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后分别在国防、部队和卫生部门工作，而且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陈一新夫妇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对儿女们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1969年陈圣海（老二）在浙江嘉兴高炮部队（现为火箭军）服役。9月8日那一天，国民党高空侦察机（U2侦查机）第五次窜犯大陆领空。陈圣海所领导的高频排是导弹部队的眼睛，接到敌机进入防区的通知后，全排全神贯注地搜索，并捕捉到U2飞机的行踪，精确地确定它的方位，来犯的敌机终于被我军导弹部队成功地用本国自制的导弹和发射系统击落了，全国为之欢腾。自那以后，美蒋飞机再也不敢窜扰大陆了。陈圣海所在的排也因此荣获战功集体一等奖、个人三等奖。 坚决不能让孩子们搞“特殊化” 陈家兄妹回忆道，在小学阶段，他们读书是供给制，一切都由学校安排。上中学后，家离学校约有三站多路程（那时无公交车）。陈一新夫妇从不让他们坐省机关配给他的公车，要求孩子们步行上学、放学。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陈一新的司机有空，就自作主张地去学校接孩子。陈一新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司机，并说：“不让孩子们搞‘特殊化’，小孩子吃点苦有好处，更何况比起长征时期的小战士，这简直不算什么。” 陈一新在职期间，经常到基层尤其是边远贫困山区视察、体恤民情。有一次下基层，一位基层干部名叫万留一的同志得了急病，生命危及。医生说：“此病在一万人中难得活一人，必须尽快抢救。”陈一新便毫不犹豫地安排司机用自己专车将其送往同济医院。而自己在这几天里，均是徒步走访。当病人痊愈后感谢他时，他却风趣地说：“不用谢我，万留一，是你的名字取得好啊！” 陈一新夫妻的生活非常简朴，无论是吃还是穿，从不挑剔。凡是有好吃的，他们总是让孩子们先吃，自己常常吃孩子们剩下的东西。他们每天除上班外，其余时间多是看报、读书、写字，或在屋前屋后植树、锄草、栽花，有时也打打太极拳或下下棋。陈一新去世后，子女们在清点他的遗物时，除了发现几套旧西装、中山装及换洗的衣物外，别无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房子、汽车及家中设施均是国家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陈一新被平反，恢复了一切职务。时任湖北省省委书记陈丕显代表中央组织部征求陈一新复出、担任公安部部长的意见。此时的陈一新，没说任何怨言，欣然接受组织安排。非常可惜的是，体检时发现他患膀胱癌，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扩散。 陈一新、文媛夫妇虽然已去世多年了，但是他们慈祥的笑容、谆谆的教诲、殷切的希望，永远铭刻在儿女们的脑海中......
第二篇： “铮铮铁言”胜过“万贯家产” ——老红军陈瑞先的红色家风故事
陈瑞先，原名秦起周，安徽省金寨县双河镇秦家湾人。1905年出生于一个贫农之家。1928年参加农民革命，1930年1月入党。1932年霍邱保卫战中负伤被俘，押南京军人监狱。为了隐瞒自己代理团长的身份，在监狱中更名为陈瑞先，就这样用了一辈子。 他没有留下房产，因为他居住的地方是“公产”。陈瑞先在“文革”中被迫至死，1977年平反后，他的子女也没有提出回原地居住的要求。他也没有留下金钱，因为他的一生不仅清正廉洁，而且常常自费照顾困难的同志，所以很少积蓄。但是，他给却给子女们留下了三句“铮铮铁言”----
“个人要绝对服从组织!”
1958年夏天，陈瑞先的儿子陈建国从南昌五中毕业，被保送上大学。陈建国是全校两名“勤工俭学积极分子”之一，学习成绩好，又出身于老红军家庭，自然被列为保送对象。但是，等到录取通知书到手时，才发现录取学校是南京大学（地质系），并不是志愿中填写的学校，所学专业也不是他向往的。陈建国想，早知如此，就不接受保送，直接参加高考，一定会去自己理想的大学。他一时想不通，情绪十分低落。 陈瑞先见到儿子低落情绪的样子，问：“你的升学志愿书里有没有写上：服从组织分配？” 陈建国说：“写了，这是招生的人让我写的，说不写不行。” “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要服从组织分配？”不等儿子回答，陈瑞先又说：“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比如我们的党和军队，能打败日本鬼子，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就是靠组织起来，靠铁的纪律。所以，个人要绝对服从组织，组织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如果大家都强调自己的愿望，不服从组织安排，这个党，这个国家就会一盘散沙，没有力量。” 这个道理他懂，可心里总觉得别扭、窝囊。为什么偏偏是我“事与愿违”？陈建国听了爸爸这一番话，心里平静下来，乘船去了南京，从此进入地质行业。他牢牢记住父亲的话，在学校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将自己培养为一个又专又红人才，随时等候国家建设需要。五年以后大学毕业，他高高兴兴地地站出来让祖国挑选，写了一份请愿书：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是我的志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他又一次接受国家建设需要，去了条件最为艰苦的内蒙工作。
“千万别搞特殊化！”
千万别搞特殊化，这是陈瑞先对子女的第二要求。建国之初，这是几乎所有红军干部对子女的要求，但能不能做到，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1963年华北大水刚退，陈建国从学校到呼和浩特分配工作，乘坐的火车就跟老牛车一样慢，有时还得跟着火车慢慢走，听说得要36个小时。有几位高级干部的子女撑不住了，打电话给山东省委，要求交际处派车接她们坐飞机去北京。他把这件事告诉父亲时。陈瑞先听后生气说：“你可千万不能学她们。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同群众同甘共苦。我们没有一丝一毫搞特殊化的理由。”他问爸爸：“有没有我们可以特殊的时候呢？” 他想了想说：“当党和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人民群众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和一般老百姓不一样了，我们要率先挑起革命的重担，要努力做得更好。这时候我们就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 他听后明白了：这就是特殊与不特殊的辩证法。
“要想有出息，就得靠自己！”
陈瑞先不幸被捕后，直到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才经党组织从南京军人监狱中营救出来。出狱以后，由八路军办事处安排，辗转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他从没有文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到能够看懂党的文件，能够签自己的名字、会算帐。从党校出来，他到中央社会部当总务科长，管中央领导的伙食，后又担任中央社会部特别交通科科长。他经常对子女说：“干什么都得靠学习。要想有出息，就得靠自己，自己不努力，什么也不会有！你不要指望有熟人帮助你，有上级关照你，有好运气。那都是靠不住的。” “只能靠学习、只能靠自己”这一思想和观点，教育和影响了子女的一生。 他的儿子陈建国从内蒙调江西以后，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要求他放弃业务，改行从事政治宣传和干部培训工作。除了政治可靠，还有就是：你懂地质业务，从事宣传工作更能深入地质人员的思想深处，领导再三强调需要“内行”做宣传工作的道理。可是搞宣传，搞干部培训，他就成了“外行”。怎么办？个人要服从组织，陈建国满口答应。为了胜任工作，他努力学习宣传业务，从写文章、照相、排练文娱节目等一样样学起。经过不断的努力，后来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人物。2010年，他出版了描写地质生活的长篇小说《野山风》（时代文化出版社）。2012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海洋轶事》收录了他的长篇散文 “群岛星光灿烂”两万余字。 陈瑞先虽然没有给子女们留下房产、财产、家产，但是他却给子女们留下了胜过万贯家产的三句“铮铮铁言”。它就像一种无限的力量，永远地激励着他的后代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孜孜不倦、无私奉献、不懈努力、奋斗终身！
第三篇：“冷酷无情”的父亲 —— 老红军夏德义的红色家风故事
老红军、原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德义，是金寨县吴家店镇人。他的父母都是为人忠厚、勤俭持家的农村人。为人忠耿的父母要他们善良做人、当家立业，读书成材、正经干事。父母的谆谆教导深深地影响着夏德义，他逐渐养成了“学习专心刻苦”，“办事认真负责”，“自尊心、好胜心、进取心强”，“为人正派，与同事和睦相处”的基本性格。 作为家中的长子，夏德义沉载着家庭未来的希望。一心盼望儿子知文识字、读书成才的父亲勒紧裤带，将10岁的夏德义送进了私塾。夏德义深知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学习十分用功。 12岁那年，由于国民党的残酷“清剿”和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而被迫辍学，随后参加革命。上过两年私塾的夏德义，深知学习的重要，常常利用打仗的空隙时间认真学习文化知识。这种习惯养成后，一直伴他一生。他的儿女们回忆说，“认真学习是爸爸从小就坚守的人生信条，他为了让我们也能养成这样的好习惯，更加身体力行，对我们言传身教。他经常是白天工作，夜晚看书学习、处理文件，他的文化底子薄，写字吃力，难免时常熬到半夜三更。他坚持亲自动手起草报告，不轻易叫秘书代劳，常常是口问手记，手记不下来的，就靠大脑记。即便是让秘书做，他总是先把要表达的意见详细地告诉秘书，不让秘书‘闭门造车’、无的放矢，事后还要进行认真的修改，连标点符号也不疏忽。他经常告诫我们一定要尊重知识，好好学习，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国家、贡献给人民。” 夏德义的一生充满坎坷。战争年代里，他出生入死，多次负伤。进入和平年代后，又含冤受屈长达20年之久。他1959年被打成“反党分子”，1964年获得甄别但仍然留着“有错误”的尾巴，直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这种政治上的高压，不仅使夏德义遭受了长期的折磨，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六个孩子的成长。他们大都是在这种逆境中长大成人的。然而，政治上的不公，丝毫没有影响夏德义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气节和品质，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严于律己、顾全大局、两袖清风。 夏德义，一辈子衣着俭朴、生活节俭。外罩不是到了不能穿的时候，是舍不得换的。他患“肺气肿”住院治病期间，医护人员见他穿的衣服十分破旧，便悄悄地问他身边工作人员：“夏老平时也穿这种衣服？”当医护人员听到“一贯如此”的回答时，惊讶地说：“真是没想到！”吃的方面，夏德义更是不讲究，平日粗茶淡饭，下乡检查工作时，就在食堂就餐，还总是交待工作人员：“不要给基层添麻烦。”1978年，他到贫穷落后的宣城县高桥乡蹲点，坚持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参加插秧、打场、植树、施肥等体力劳动，虽身患有肺气肿病，但在生活上从来没有要一丝一毫的特殊照顾。 对于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夏德义始终是从严要求，不允许有任何特殊照顾。夏德义和妻子耿凤彩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于山东菏泽结成伴侣的。自此以后，他们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陷于囹圄，始终同舟共济、相互扶持，共同度过了48个春秋......相同的理想和非凡的经历使他们伉俪情深、情比金坚。夏德义长期从事组织工作，养成了极强的组织观念和细心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他经手的每一份材料、报告，他都留下底稿，并注明时间和处理结果，然后小心地保存起来。组织内的机密、工作上的大事，他从不向任何人透露，包括他最为亲密的妻子。有些文字材料，夏德义用信袋装上、分好类，放到柜橱里，并且交待家人不许动。耿凤彩也从不打听丈夫工作上的事，更不干涉他的工作。夏德义常常骄傲地跟别人说：“我家从来不吹枕头风！” 在他的一生中，从未为家属和子女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他的六个子女回忆说：在父亲被打为“反党分子”期间，他们也因为父亲的问题或多或少地遭受不公平待遇。大姐夏随云在学校读高中时，成绩很好，却迟迟不能加入共青团。“男儿有泪不轻弹”，具有坚强性格的父亲，从没有为自己的遭遇流过一滴泪，但却常常因为自己殃及子女而伤心。 虽然深感自己有愧于儿女，但是出于一个军人对部队的热爱，出于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忠诚，在国家需要时，他又毅然绝然地舍小家、为大家，将成绩优异且一心向往北大、清华的大女儿---夏随云送进了军校。临行前，夏德义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起他当红军的故事和对军队的感情，希望女儿能够成为一个和他一样的革命军人。夏随云在部队一呆就是几十年。1983年她被定为副团级，1987年转业回到安徽。由于种种原因，她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方面的一些政策没有得到落实。夏随云找到父亲，想请他和省里有关领导说说，帮忙争取早些落实。谁知夏德义不仅没有同意，反而要女儿按照组织原则客观如实的反映问题，依靠组织解决问题。 如果说处于特殊时期，夏德义因没有权利、无法帮助子女，那是无奈之举，那么，恢复职位以后，夏德义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拥有了一定的关系，但是，在子女的人生征途、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他却依然不滥用手中的权力，不帮助孩子们解决调动、晋级等个人私事，总是教育孩子们要依靠组织、做大公无私的人，要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热爱事业，以至于孩子的同学、战友都想不通，觉得他太不讲人情、亲情了，因而，在私下埋怨夏德义是一位“冷酷无情的父亲”。
第四篇： 言传身教育子女 殚精竭力干事业 ——老红军梅少卿的红色家风故事
梅少卿，安徽金寨人，原广州军区空军干部管理部部长（正军级）。1909年出生，1929年立夏节起义胜利后参加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他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先后七次负伤，一个耳朵失去听觉，一只眼睛神经性失明，属二等甲级残废。但他始终以顽强的意志坚持战斗与工作，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持之以恒学文化 言传身教育子女
梅少卿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地主家做帮工，劳动一年所得的工钱还养活不了一家人。1915年，梅少卿6岁时，虽然正是入学的年龄，但为生活所迫，家人不得不把他送到地主家去放羊放牛，每天过着割草喂猪，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他放羊放牛时趴在私塾旁，听着里面郎朗读书声，心里充满了对上学的渴望，可是地主哪里忍得他磨洋工、偷听课呢？断然将梅少卿从私塾赶走。他回到家里，向母亲提出要继续上学的要求，母亲含着泪对他说：“要上学你得拿钱来呀，我们家没哪有钱供您读书呢？”就这样，梅少卿的童年和少年在与牛羊作伴中匆匆过去了，没有了上学机会。 1927年，梅少卿参加了农民协会。在那里，他只字不识，农民协会里经常教唱革命歌曲，要抄歌词也不会、只得求别人帮助抄，次数多了也不方便，于是他就自己学着抄，不认识的字就去向别人请教，他的启蒙学习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此后长期的南征北战，没有机会进行专门学习，他就在行军的空隙中挤出时间自学。在儿时的沉痛经历和峥嵘岁月中，他深深地感到了知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全国解放以后，梅少卿更加热爱学习，也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1950年梅少卿因身体有病住院疗养，他便把一箱子书全都带到医院，整个疗养期间，他把所有的书部阅读了一遍，有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反复读过多次。在疗养院里，有些病人下棋、打扑克牌、打乒乓球，他从来不参加，总是坐在病房里看书学习，别人说他是来上学的不是来养病的，他总是笑着回答：“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系统地阅读这些书，现在疗养可是个读书的好机会啊！” 1952年组织上决定调他到工农速成中学去学文化，两年之内要学到初中程度。他总是起早睡晚，如饥似渴地勤学苦练，每天早上比别人先起来，打扫完卫生就学习，学校规定晚上九点熄灯，他就自己买来蜡烛点着再学习，星期天也很少上街，寒暑假也不回家，自己住在学校里继续学习。有付出就有收获，两年的在校学习，他不仅文化课成绩优异，军事考试还拿过第一名，受到学校的多次表扬。梅少卿从大字不识一个到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靠的就是他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和自律。平时在工作岗位上，他也是上班比别人早、下班比别人晚，星期天他总是到办公室里去阅读文件。爱人问他星期天为什么还要上班？他说：“因为自己文化程度低，别人一个小时就能办完的事，自己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办完，所以要加班加点的干才能赶上工作的需要。” 梅少卿有六个孩子，在每个孩子入学之前，他都要给孩子们讲一讲自己童年时渴求上学，却因家里穷得叮当响，饭吃不饱、学也上不了还遭受欺压的痛苦情形，并且告诉孩子自己因文化程度低，在工作中看文件写东西都存在许多困难的经历，要求孩子们要好好学习，有了较高的文化基础，将来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岗位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女儿梅卫胜回忆说：“爸爸勤奋好学，一生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记得1974年他在上海住院动手术，当时中央要求高级干部看古典小说《红楼梦》，爸爸戴起老花镜，排除文化程度低的困难，逐字逐句地阅读，还在病床上给我们讲阅读心得。我没想到爸爸看起小说来也那么认真！虽然爸爸离休在家，但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从没间断，不论是《共产党宣言》、《列宁全集》，还是《毛泽东选集》都是仔细地阅读，认真地做笔记。他的眼睛因血管硬化引起眼底出血，我们都很担心，劝爸爸少看点书，可爸爸却说：‘不学习就要落后呵！’爸爸总是以他的一言一行教育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姐弟六人都取得了优异成绩，他们六位都是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共产党员、国家干部，都有中级职称，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废寝忘食抓工作，殚精竭力干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梅少卿为了部队建设，简直成了一个“工作狂”。1957年，梅少卿同志由沈阳军区防空干部部部长调任广州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当时部队进行组织体制改革，防空军各自原有的行政干部部、政治干部部等四个部门并为一个干部部。部队扩大了，干部增多了，工作范围更广了，大家面临着艰巨复杂的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工作千头万绪,梅少卿把考核、熟悉干部作为自己的第一位工作。下部队期间，他每天都起早贪黑地开会、看材料、与干部谈心，中午从不休息。他废寝忘食地工作，连跟随他下部队的年轻干部都感到受不了，可他却是一个负伤带病之人啊！1958年元月，他因工作过度劳累病倒了，但仍然默默地坚持上班，直到身体虚弱得连走路都感到困难了，他才被迫地住了医院。在住院期间，他仍然记挂着工作，每天照样批阅文件，把一些住院的干部请到病房来开座谈会，和干部个别谈话，抓紧一切时机了解干部。出院后，病尚未痊愈，他又赶赴北京参加安排部署干部上山下乡的工作会议。同志们看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日渐消瘦了，劝他要爱护身体，注意休息。可是他总是回答说：“在战争年代，我的眼睛负伤致残，趁现在还有一个眼睛可以看得见，得抓紧干几年，等看不见时，想干也干不成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梅少卿就跑遍了华南三省十多个航空兵、高射炮兵和雷达、探照灯部队，对师以上班子逐个进行考核，对绝大多数团以上干部都进行了个别谈话。经过紧张的工作，他摸清了广州空军所属师、团领导班子思想、组织、作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掌握了领导干部的德才表现，为正确选拔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创造了条件。 1982年夏，梅少卿因食道癌细胞转移，第二次住进了北京空军总医院。9月份，他的二女儿梅卫胜从工作单位——南京航空学院请了一周的假，去北京看望和照顾他。看到他消瘦的面容、听着他嘶哑的声音、得知他连喝水都呛得咳嗽的情况，梅卫胜不由得一阵心酸、泪水盈眶。但是，梅少卿却安慰她说：“你放心，我的病会好的。你不要因为来照顾我而影响工作，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不能再耽误你们了。你早点回去上班吧！”
强化服务定准位，“约法三章”严作风
梅少卿认为，干部部门是党委的办事机关，是党的干部路线的具体贯彻执行者，因此，应该努力把干部部办成“干部之家”。而要做到这点，干部工作者要切实增强全心全意为广大干部服务的意识，成为干部的知心人、贴心人。为此，他对部属制定约法三章：第一，要坚决贯彻党的德才兼优的干部工作路线，坚持用人唯贤的原则。在空军与防空军两个兵种刚刚合并的情况下，特别强调要搞好内外团结，对所有干部一视同仁，不搞亲疏厚薄；第二，要树立起立党为公、为政清廉思想作风，坚决克服那种认为做干部工作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吃请、不受礼、不看人办事；第三，要尊重、关心、体贴干部，对过往和上访的干部，要热情接待，态度要和霭可亲，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坚决摒弃干部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 梅少卿是这样要求别人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沈阳空军调到广州空军工作，按理说自己是干部部长，他爱人又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加上他身体不好，随同调动安排个好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当干部部主动提出为他爱人联系安排工作时，他却说：“现在地方安排工作比较困难，许多部队、机关的干部家属工作安排长期得不到解决，我如果利用职权先把自己爱人的工作安排得好好的，别人会怎么想呢？”就这样，他不让组织出面替他爱人安排工作，自己生活坚持自理，吃饭到食堂打买，发什么穿什么，供应什么用什么，自己经常打草鞋，床上用的仍然是在部队时用的黄色的粗布被子。直到半年以后，他的爱人才通过地方系统联系，调到广州工作。 梅少卿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就赶到办公室上班，直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才回家休息，节假日也是一样，同志们都说：“办公室就是梅部长的家。” 梅少卿是1929年入伍的老红军，作战勇敢、斗志顽强，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嘴上被炸裂了一寸多长的口子，在无麻药的条件下，自己用丝线缝合。1941年被批准为模范党员并获得奖章一枚。解放战争中曾有两个月带着病坚持战斗。进入和平环境后，他依旧保持着红军的一贯作风，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地生活和工作。在华东工作时，他经常不带警卫员，一人徒步下部队检查工作，有时因身体弱，在路上晕倒，醒后爬起来仍坚持继续向前走。就这样他也不肯休息，最后党委作了决定他才休息半个月。梅少卿说，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自己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习惯；二是“以身作则”可以为孩子们树立良好的榜样。孩子们生长在新社会，生活条件很优越，不能让孩子娇惯坏了。梅少卿的孩子们回忆说，“小时候，我们姐弟6人都曾在广州空军子女小学上学。当时在学校里孩子们都爱比谁的爸爸官大，谁有小车坐，等等。爸爸严肃地要求我们不许和同学比这些，而要比学习好、比进步快。他还定期召开家庭会、进行讲评。记得儿时我们见左右邻居的小孩常常乘坐父亲的小车出去玩，很羡慕。爸爸就教育我们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贪图享受。父亲不论是自己出外办事还是带我们外出，都尽量步行或乘坐公共汽车，单位给他派了车也不坐。爸爸总是用严格要求自己的实际行动，对我们进行言传身教。” 梅少卿这种革命者的言行和本色，对孩子们的成长起着良好的潜移默化作用。在他的影响下，孩子们都以朴素为光荣，全家吃的穿的都很节俭朴素，这位大校自己多年来都穿着一套粗布衣服和褪了色的旧军装，有的还是补了又补。二女儿梅卫胜还学爸爸的样子，宁愿自己走二、三十分钟的路去上学，也不坐公共汽车，更不求父亲用公车接送。她说：“姐姐上学的路远，我省下钱给她坐车吧！”
第五篇： 要明明白白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老红军曾昭敏的红色家风故事
曾昭敏，安徽省金寨县沙河乡人，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政治部副主任。他老人家虽然离开家人已经30多年了，但在孩子的记忆里，他音容笑貌、谆谆教导还历历在目、犹在耳边。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老布尔什维克，他对家人的教育和影响，塑造了曾家良好的家风。
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
曾昭敏191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只上过两年私塾。当年大别山里闹革命，16岁的曾昭敏就参加了红军，后跟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 他的儿子曾宪植介绍说，他父亲经常讲：当时参加红军，并不懂得什么革命道理，也不知道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想，只凭着一股“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情，后来在革命的道路上，才慢慢地知道了一些，后来经过千山万水、千锤百炼，才逐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党人。 曾昭敏只有曾宪植这一个孩子，是老红军中少见的单子家庭。但他对儿子的要求十分严格，从小就教育曾宪植，要听党的话、热爱祖国，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经常对他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向他讲述红军长征的千难万险、讲述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讲述开辟东北根据地的剿匪经历、讲述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 曾宪植介绍说，父亲身经百战，身上多处战伤，直到去世，腹部还留有一颗敌人的子弹。他常说，干革命我们从未想过个人的生死，那时脑袋都是掖在裤带上跟敌人拼杀，但是我们什么也不怕，因为我们为的是贫苦百姓，为的是推翻落后腐朽的统治、建立新中国。在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许继慎、周维炯等红军将领和许多红军干部战士被扣上“改组派”、“第三党”、“反革命”等罪名，不幸被杀害。当时，曾昭敏因作战勇敢已经是营长，同样受到牵连，有人举报怀疑他是AB团。幸运的是，他只被撤职当了伙夫。每次回忆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曾昭敏的脸上总是浮出一种老共产党员的刚毅，他说“就是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我们的信念还是非常坚定的，坚信党是正确的，红军一定能坚持住，困难是暂时的，革命肯定会胜利”。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影响着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树立了我为共产主义终身奋斗的人生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激励下，我15岁入团、20岁入党，革命了一生。
永远不能忘本
“我是农民的儿子坚决不能忘本”，这是曾昭敏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曾昭敏的老家在安徽金寨的大山里。在他眼里，做人不能忘本；不管你身在何处，故乡总是永远的牵挂；不管你走多远，来处总是永远的铭记。这是做人的宝贵品质，也要成为世代相传的红色家风。 他的儿子出生后，给儿子起名字成了一件大事。当时部队家庭孩子的名字大都带着时代的烙印，“建国”“建军”“援朝”等等，曾昭敏征求居住在老家的父亲的意见，按照曾氏的“宪”字辈分，给儿子起一个“宪植”的名字。在文革中，改名字成了一股风潮，儿子身边许多小伙伴都换了更革命的名字。曾宪植从小就觉得自己的名字与这个革命的时代格格不入，希望借文革破四旧的东风，将名字改掉。但是，曾昭敏坚决不同意。他深情地对儿子说：“你的名字是爷爷起的，是按老家的辈分排的，体现的是你的根，你不论走到哪里，你都是大别山的后代，永远不能忘本。”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昭敏任军委空军军事检察院的检察长，第一届、第二届军委空军监委常委。他工作非常忙，很少在家，但对老家亲人没有忘记，对家乡百姓没有忘记。他总是定期与家人商量给老家的父亲、兄弟和亲戚们寄钱、寄物。寄完钱物总是对儿子说：“老家的人跟我们是一家人，赡养父母是责任、帮助兄长和亲戚是义务，血浓于水啊！”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更是挂念着家乡的父老乡亲，给家乡人寄钱寄物，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老家的亲戚到北京，他都热情相待，从不嫌弃，亲如一家。
要明明白白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曾昭敏虽然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但他对知识一直很渴望、一直在坚持不断地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过华东局党校学习，后来又去延安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二年，；解放初期，他又在工农速成中学补习文化知识，后来又从高等军事学院高干班毕业。而且，象棋、围棋、小提琴、二胡样样精通。他虽然有这么多的学习经历，但仍然总是以“大老粗”自诩，认为学无止境。通过不断的学习，他成为老红军中的知识分子，成为我党我军一名优秀的高级干部。曾昭敏长期从事部队的保卫工作，曾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保卫部部长、中朝联合空军保卫部部长。他工作的专业性很强，除了要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还必须具备很强的专业能力和知识，长期实践使他深感专业知识和能力重要性，坚信知识就是力量。 他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要求他们干任何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家庭中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他们家的藏书在老红军家庭中算是非常多的，就是在“文革”时期，他也坚决不让儿子停课闹革命，要求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尽量多学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他经常告诫孩子：“明明白白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并说所谓“明明白白做事”就是不仅要为人民做事，而且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和能力，做的事情要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曾昭敏同样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为了避免对孩子造成影响，他把曾宪植送去当兵，要求儿子在部队里多向领导和战友们请教，边锻炼、边学习，并不断寄去许多当时很难找到的学习资料。他的教诲深深的影响着孩子。文革结束以后，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曾宪植刚好从部队复员，他要求儿子必须考上大学。曾宪植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曾宪植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委党校，早已是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的教授，曾任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工商管理教研部主任，是北京市优秀教师，获得过首都“五一劳动奖章”。他虽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继续承担着教学和科研任务，发挥着余热。他的夫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选择时，完全可以选择到国家机关。但是，曾昭敏认为，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最光荣，坚决让她留校当老师。现已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国内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知名学者、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有人问曾宪植，你们父母都是老革命、老军人，怎么会培养出你们这一代学者、教授？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曾宪植心中最明白——这就是他们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家风家教。 曾宪植说：父亲在要求“明明白白做事”的同时，更要求我们“清清白白做人”，从小就给我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谛，以最通俗的语言讲艰苦朴素、不贪不腐的道理，并以诗言志，要求我熟记明代诗人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小时候，我背诵这首诗，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道理。现在，细细品味起来，深深地感觉到了父辈对我们做人的殷切期望。曾宪植说：作为一个出身红色家庭、父母曾是我党我军高级干部的“红二代”，我们传承什么？我认为，肯定不是“特权”，而是革命传统、红色家风。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经典文学网
( 苏ICP备19050466号-1 )
发表于 2018-7-3 09:43:09
发表于 2018-7-3 10:07:58
发表于 2018-7-3 11:28:53
发表于 2018-7-3 20:47:01
